转型时期流动人口犯罪社区治理研究

社区多元化共治是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以社区为中心展开的群防群治,其目的是实现流动人口本身对于社区犯罪治理的积极参与。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社区治理应提倡"社区多元化共治"。在微观层面,从环境设计和防卫空间的意义上看,应修复社区中的"破窗",倡导邻里守望;在宏观层面,应促进社会整合,改善社会认同局面,实现文化融合。     

疫情防控视域下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演进韧性与技术嵌入

演进韧性强调系统在危机中变化、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据此审视疫情防控中邻里互助、技术嵌入下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交叉网络、社区中“隐私悖论”负面性的消解及微基建项目的推进发现,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的内部边界并未封闭,居民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强调社区韧性的背景下愈发重要。社区媒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去中心化赋权,为居民自治机制中由“精英模式”向“共建人模式”转型提供了替代方案:通过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社交媒介,在其与线下公共空间的互动中完成共建人的开发与培养,继而发展多样的内生性社区自组织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韧性。     

“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

中国数十年社区建设有两条基本的路径(逻辑),一条是政党-国家(政府)中心论,另一条是社会-居民中心论。这两个路径造成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顿。第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之愈来愈彻底,或者日益被边缘化。第二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变成了行政区,居民参与度依然较低,认同程度低,形成了"夹生人"社会。因此,如何解决,或者是找出一个平衡点或突破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到治理单元的创新上来,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文旨在展示出在已有的框架下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验过程中如何在两个看似反向的维度上同时进行创建以推进社区治理的水平。杭州市江干区通过一扩一缩(一大一小),扩的方面是建立"联合社区",推行"大社区制",旨在强化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缩的方面是建立"邻里坊",旨在推进自治与居民的参与,对社区治理单元进行修缮性的重构,由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     

人文治理视角下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在“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中,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性衰微是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红色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蕴含重要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价值。立足于人文治理视角,从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和公共价值中发掘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心理变量-实践载体-治理维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延安市B街道的个案分析进一步探讨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因素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和体系中,既能优化社区制度建设和权力运行秩序,又能推动社区人文滋养、关系结构和服务传递维度的建构与发展,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有益探索。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路径之探析——以白山市江源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近年来,白山市江源区通过城市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六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促进了党的组织力、治理力、公信力,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高度契合“两山”转化的全员、全域、全周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检察机关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

检察机关是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构建新型法治化社区治理格局进程中,检察机关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维护社区治理秩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为目标与价值导向,检察机关立足“四大检察”职能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运用大数据搭建社区治理动态评价模型深度参与社区治理,着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治理中“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证成

“熟人社区”不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简单复制,它在规范基础、联结机制、实践目的三个方面与传统社会存在区别,熟人社区是现代社会法治框架之下的一种基层治理样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不是基于政府部门的利益,也不是基于行政运作的机理,而是基于社区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在很好地实现“权力下乡”的同时,提升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产出的水准,保障和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对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参与。熟人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可实践性、可推广性,该治理模式实现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任与保障基层社会的权利空间,同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空间中持续地以契约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     

合作治理：成都市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已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成都市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对城市社区“合作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改革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体制、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强化市场化运作、建立有效对接机制等方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     

从破碎城市到重整城市：隔离社区、社会分化与城市治理转型

以篱笆、围墙、安全设备为明确标识的隔离社区实质上代表着一种城市空间私有化的生活方式。隔离社区的形成机理可以归纳为：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压力下的“隔离生成”;市场趋利行为下的“隔离扩张”以及全球化推动下的“隔离蔓延”。隔离社区导致了城市空间分异,这种在居住空间的聚集和隔离也会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外部负效应,包括：城市不安全感外溢、城市公共物品消费不均衡、城市空间碎片化、城市社会分化与城市公共政策失败。隔离社区对后工业化社会的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实现城市治理转型,才可能避免“破碎城市”加剧,走向“重整城市”。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前,在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却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文章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剖析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困境,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道路。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分子动员与保护

城市社区具有丰富的积极分子资源，他们是社区治理中的关键少数。社区通过“熟人圈子”党支部、党支部实体化、党支部功能扩张和组织生活特色化等方式动员与吸纳党员积极分子，以及通过人情动员、选举吸纳与激励等半正式治理机制，社区将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并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中，能有效缓解社区治理的资源困境，提高社区治理成效。为提升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效果，社区在动员积极分子的同时，还需要通过营造保护积极分子的舆论氛围，构建组织网络，完善对社区内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制裁机制，增强法律与制度执行力等方面加强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保护机制建设，提高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参与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可持续性。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中国的城市化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对于解决这些问题非常关键。如何构建适应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治理模式，以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课题。本文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和实践类型进行了梳理，以期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德法结合、“五治”融合、“未来社区”建设等内生型治理思想与实践,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下的农民参与"新农合"分析——以内蒙古姚村为例

以往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的研究缺乏从农村社区治理视角的分析。以内蒙古姚村农民参与新农合为例,从社区治理模式转型这一视角分析农民在参与新农合制度中存在的不足,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在由宗族型向由自治组织型的转变中,农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参与决策制定、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掌控方面存在缺乏组织依附、自我管理差的不足。加速自治组织的完善,克服农民的原子化倾向,提升农民社区参与程度,才能保证惠农支农政策的实施。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     

复合治理:地方脱贫进路的一个理论解释——基于153个脱贫摘帽县的扎根研究

准确诠释精准脱贫战略实践以来的地方治理经验是一项亟待推进的研究议题。论文以153个脱贫摘帽县作为分析样本,基于扎根方法提炼“复合治理”分析性概念诠释地方脱贫经验。“复合”属性表明地方减贫过程受到多重机制共同作用而形塑出复杂叠加的治理样态,具体表现为:(1)中央政府建构“刚性时间约束”要件,为地方政府“复合治理”提供外在驱动力;(2)贫困县党委、政府调用“党政统合”形式凸显任务首位、塑造体制联动效应,它是“复合治理”的组织轴心;(3)“复合治理”实践运作依托于横向维度“利益整合”与纵向维度“政治关联”,前者表征政府与市场主体建构治理共识以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后者表征地方政府将外生性政治权威嵌入村庄场域提升治理合力。“复合治理”为精准脱贫实践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后续研究应强化对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实践的实证解读。     

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问题】社区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然而真正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情形并不多见。纵观上海梅村30年治理变迁,其从效果不彰转向治理成功,论文将这种转变视作有组织的合作行动所致,进而探究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方法】通过5年非连续时间对梅村治理实践及变迁进行的长时段观察,以及对各类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个案研究法对梅村治理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上海梅村治理的转型体现出政党激活社会、社会助推治理效能的双向运作机理,促进了社区从治理失败到治理成功的转变。一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和组织观念塑造,以再组织化机制将原先隐蔽的社会力量激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借助党组织搭建的项目化平台,以自组织化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提升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能。【贡献】论文批判性地反思了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命题,结合特定社区治理情境提出了“政党激活社会”的本土解释框架;从再组织化和自组织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机制,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学理建构,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提供了创新视角。     

社区生活的民法规制

“社区”是一个外来语。30年代由国外引入,最早起源于拉丁语。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将“社区”一词首先用于社会学。“社区”一词从出现到现在其含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迄今对社区这个概念的解释不下几十种。社会学家用“社区”一词来表示小村落、城市邻里和类似的城市地区。对社会学家来说,一个“社区”就是在某一地理区域中围绕着其日常相互作用的方式而组织起来的人群。这种相互作用方式包括像住房、工作、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