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再造的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L社区为例

社会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城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国城市单位社区是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制宜探索城市单位社区治理模式有利于完善城市社区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都市L社区为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其治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社区再造为路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良性治理模式。但现阶段仍然存在社区空间利用率不足、市场化机制缺位、“单位人”动员作用有限、社区居委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本文基于实地调研的数据资料,结合社区治理的基本原理,探讨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向新型城市社区转型的实现路径,即提高社区资源整合度,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减轻居委会行政负担,以提高破产企业单位社区的治理能力。     

人文治理视角下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在“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中,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性衰微是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红色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蕴含重要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价值。立足于人文治理视角,从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和公共价值中发掘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心理变量-实践载体-治理维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延安市B街道的个案分析进一步探讨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因素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和体系中,既能优化社区制度建设和权力运行秩序,又能推动社区人文滋养、关系结构和服务传递维度的建构与发展,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有益探索。     

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关系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它既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微观空间,同时也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单位。社区自治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完成了组织构建与制度成型这两个任务。迈入第三阶段的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制度和功能的良好运作,从而使社区自治完成由"被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通过良好的社区自我管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本文阐述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于社区自我管理的现实需要,形成的社区自治的多元参与治理结构与社区组织间平等协商的网络关系,以及居委会应如何在这一结构关系中扮演好"主体"角色。     

AGIL?框架下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系统与提升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防止市场与公权力侵蚀的制度性保护机制以及独立于政府、市场之外的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具有环境适应、目标获取、整合与模式维护这四种功能系统。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内生、自治的组织力量是社区社会组织的最主要部分,但其目前的发展状况尚无法使其承载起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上述功能。影响或阻碍社区社会组织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组织发展的行政性资源与社会支持资源不足以及现行社区体制空间约束。为此,需要通过加强政府顶层制度设计、创新基层管理体制与促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等三条路径实现对草根社区自组织的赋权增能、嵌入性吸纳与持续性保障,以更好地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系统。     

浅谈熟人在村居社区民事调解中的作用

我国基层村居社区是一个相对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基层民事调解应该强调发挥熟人的积极作用,通过把熟人纳入到陪调员群体中、建立熟人公证员制度等方式,制度化地发挥熟人在社区调解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提高民间调解的质量和效率,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疫情防控视域下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演进韧性与技术嵌入

演进韧性强调系统在危机中变化、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据此审视疫情防控中邻里互助、技术嵌入下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交叉网络、社区中“隐私悖论”负面性的消解及微基建项目的推进发现,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的内部边界并未封闭,居民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强调社区韧性的背景下愈发重要。社区媒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去中心化赋权,为居民自治机制中由“精英模式”向“共建人模式”转型提供了替代方案:通过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社交媒介,在其与线下公共空间的互动中完成共建人的开发与培养,继而发展多样的内生性社区自组织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韧性。     

合作治理：成都市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已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成都市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对城市社区“合作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受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改革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体制、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强化市场化运作、建立有效对接机制等方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分子动员与保护

城市社区具有丰富的积极分子资源，他们是社区治理中的关键少数。社区通过“熟人圈子”党支部、党支部实体化、党支部功能扩张和组织生活特色化等方式动员与吸纳党员积极分子，以及通过人情动员、选举吸纳与激励等半正式治理机制，社区将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并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中，能有效缓解社区治理的资源困境，提高社区治理成效。为提升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效果，社区在动员积极分子的同时，还需要通过营造保护积极分子的舆论氛围，构建组织网络，完善对社区内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制裁机制，增强法律与制度执行力等方面加强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保护机制建设，提高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参与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可持续性。     

从破碎城市到重整城市：隔离社区、社会分化与城市治理转型

以篱笆、围墙、安全设备为明确标识的隔离社区实质上代表着一种城市空间私有化的生活方式。隔离社区的形成机理可以归纳为：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压力下的“隔离生成”;市场趋利行为下的“隔离扩张”以及全球化推动下的“隔离蔓延”。隔离社区导致了城市空间分异,这种在居住空间的聚集和隔离也会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外部负效应,包括：城市不安全感外溢、城市公共物品消费不均衡、城市空间碎片化、城市社会分化与城市公共政策失败。隔离社区对后工业化社会的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实现城市治理转型,才可能避免“破碎城市”加剧,走向“重整城市”。     

社区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双系耦合简

社区司法作为社区主导下的新型司法范式，因为其融法律与道德、实体与程序、惩罚与矫正、恢复与救助、协商与调解等复合功能，在完善基层民主治理方式和凝结社区核心价值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社区司法与国家刑事司法在处理犯罪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操作向度，彼此间互有分工又互有联系，因此构成双系耦合。作为调处社会矛盾的自治型司法机制，中国社区司法的模式和运行系统亟待适应当地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社区司法中“社区”在司法活动中应处于基础性地位，且主导基于社区的各种司法形式的运作。     

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问题】社区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然而真正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情形并不多见。纵观上海梅村30年治理变迁,其从效果不彰转向治理成功,论文将这种转变视作有组织的合作行动所致,进而探究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方法】通过5年非连续时间对梅村治理实践及变迁进行的长时段观察,以及对各类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个案研究法对梅村治理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上海梅村治理的转型体现出政党激活社会、社会助推治理效能的双向运作机理,促进了社区从治理失败到治理成功的转变。一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和组织观念塑造,以再组织化机制将原先隐蔽的社会力量激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借助党组织搭建的项目化平台,以自组织化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提升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能。【贡献】论文批判性地反思了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命题,结合特定社区治理情境提出了“政党激活社会”的本土解释框架;从再组织化和自组织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机制,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学理建构,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提供了创新视角。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德法结合、“五治”融合、“未来社区”建设等内生型治理思想与实践,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背景和内涵释义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方式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基层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如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去应对危机和风险便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是传统的权治或法治为主导,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三种治理方式的结合,其目标是为实现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合作共治.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分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对社会系统各领域的一种调节方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调节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自计划经济阶段开始,一直实施行政全能主义的管理模式,而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今天,这种管理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基层社会管理而言,行政全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基层社会生活管理的需求,为此,要对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而社区自治是较为合理的管理模式.为此,本文从社区自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旨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     

社区治理理念下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及发展取向

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我国融入世界进程的不断深化,服务型、福利型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我国交错推进,公共权力开始大范围、大幅度的向社会转移。而社区作为一个市民交流的小范围熟人社会,逐渐成长为百姓生活的一个社会单元。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生活、休闲、娱乐、文化交流、社会管制等诸多角色,从成长为现代服务型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而作为具有强烈教化色彩的社会化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将其纳入我国社区治理的程式之中,不仅有利于犯罪行为人回归社会,而且也使社区市民生活更为融洽,从而得以有效的预防犯罪。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发展社区治理理念,丰富其内涵,将社区矫正纳入社区治理的范畴,利用社区的教育功能、交互功能、渗透功能,创建犯罪行为人回归社会的社会环境氛围。     

探析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路径

20世纪90年代,我国正式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但是关于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路径,政府、学术界与社会各界都各持己见。一方的观点是我国的社区建设应该在我国传统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上进行创新性变革;另一方的观点是采纳西方社区治理模式。但是由于我国现实与传统的影响,具体路径的选择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行政“退权”与自治“增权”的尺度考量——转型背景下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间逻辑困境的再思考

在我国,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之间面临着一定的权力分配与资源整合问题,二者之间从表面上看是两种治理理念与路径的逻辑冲突,实质上则是如何界定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可触边界的尺度问题.因此,通过对二者逻辑困境的演绎进行分析,既应正确看待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之间在理念上的间隙,理性分析“退权”呼声与“自治”主张,在此基础上合理考量行政“退权”与自治“增权”的操作尺度,以实现基层社会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推进社区治理的不断成熟与完善.     

中国社会新时代的新型犯罪治理机制——以罗师庄社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大转型,中国进入了传统的礼治秩序被解构,新型的法治秩序没健全的多元化新常态社会,传统的一元化犯罪治理机制陷入困境.湖州市罗师庄的社区警务,通过重构新熟人社会激发了多元共治的社区活力,以健康的治安共同体遏止了犯罪的高增长,探索出了一条新常态社会的新型犯罪治理之路.     

社区能力视域下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在社区多种资本要素相互作用下促进社区集体行动达成的过程。以我国第三批40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典型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组织资本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技术资本赋能型、社会资本嵌入型与人力资本投资型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三种组态路径。实现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应在强化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培育社会力量、引入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加强社区组织资本、社会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