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释少年个体再犯危险度测量之研究

未满18岁的刑满释放少年的重新犯罪率远高于成年刑满释放人员，因而成为社会帮教工作的重点对象。由于导致刑释少年重新犯罪的因素各不相同，不同个体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也有很大差别。笔者对上海市少年管教所近年来所释放的所有上海籍刑释少年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筛选出15项对刑释少年重新犯罪有较显著关系的个性和情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计算刑释少年个体重新犯罪可能性(概率)的回归方程计算公式。该研究成果可供少年管教所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在少年犯和刑释少年中确定重点帮教对象和帮教措施。     

重刑罪犯的人格特征分析

目的 探讨重刑罪犯人格特征和相关因素,为罪犯心理矫治和犯罪预防提供建议.方法 采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对服刑中期和新入监的重刑罪犯进行测量.结果 比较重刑罪犯组与正常组的MMPI因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F、Pd、Pa、Pt、Sc因子的原始分明显高于正常组;Pd因子T均分高于常模一个标准差者所占比例最高;在F、Hs、D、Hy、Pd、Pa、Pt、Sc、Ma分量表上,T分大于常模者的比例较大;两点编码超常态比例较大.结论 重刑罪犯是人格障碍的高发人群,需加强对其人格障碍的矫治研究.     

少年犯罪的成因与预防对策研究

我国少年犯罪日趋严重,呈现许多特点。少年犯罪的成因非常复杂,归根到底是主体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外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家庭、学校以及不良交友的消极影响;主体因素源于少年期这一社会化过程的特殊年龄阶段错综复杂的矛盾未能正确解决。预防少年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社会、家庭、学校和少年自身共同努力才能奏效。     

从社群主义拯救罪错少年——恢复性少年司法及其社区参与

少年司法固有的福利模式和刑事模式均无法单一地解决少年犯罪的问题,因而受到学界的批评.同时,以恢复社会关系,促进罪错少年回归社会为目标的恢复性少年司法似乎正在成为少年司法的“第三条道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社会、社群和社区的发展变化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国的城市化和市民社会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社群、社区的发展驱动了具有恢复性少年司法因素的少年司法的发展,这体现了社群主义的价值底蕴.我国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进行了恢复性少年司法的探索,其各个阶段均具有社区参与的因素.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城市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使恢复性少年司法的社区参与具有广阔的前景.     

少年再犯研究——对浙江省归正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实证分析

对浙江省1998-2000年刑满释放的青少年连续7年的追踪调查显示:5年内重新犯罪率为7.2%。影响归正青少年重新犯罪的有现实表现、安置就业、社会态度、首犯案由、回归婚恋、家庭关系、家庭住址、户口落实、捕前职业、家庭经济、刑期、首犯年龄、判前婚恋等13项因素,而性别、帮教情况和文化程度等3项因素与是否重犯无关。控制归正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基本路径是:促进归正青少年加入职业团体,通过职业团体对其进行社会整合。     

监狱民警素质调查研究

对1195名监狱警察采用卡特尔十六项人格因素问卷（16PF）、瑞支标准推理测验（SPM）、康奈尔医学指数（CMI）做测量，结果得到：监狱民警总体的心理素质较好；绝大多数监狱民警身体素质良好；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较为良好，有1.96％的监狱警察心理健康不良；监狱警察智力优秀占7.88％，智力差占5．06％。     

社会转型下农村留守少年犯罪之社会学研究

近年来农村留守少年犯罪问题凸现,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随着大批农村劳动力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留守的少年犯罪问题也日趋严峻.农村留守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他们的犯罪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与"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如何预防农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越轨行为的发生,使其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重刑犯人格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目的为了解重刑犯人格基本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为监狱在教育改造重刑犯、对重刑犯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中国罪犯心理测试个性分测验》（COPA-PI）问卷对福建省四个监狱随机整群抽取678名重刑犯进行施测.结果与常模相比,重刑犯除了外倾、变态心理的人格特征与常模无显著差异外（p＞0.05）,在聪敏、同情、从属、波动、冲动、戒备、自卑、焦虑、暴力倾向、犯罪思维等因子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1）;文化程度对聪颖性、同情心有正向预测作用,分别解释变异量的12.2％和19.2％,对从属性和戒备心理有负向预测作用,分别解释的变异量的10.3％和9.3％;家庭经济状况对聪颖性和自卑性有负向预测作用,分别解释变异量的11.5％和9.5％;判刑次数对波动性、戒备性和暴力倾向有正向预测作用分别解释变异量的8.7％,9.5％和9.1％;婚姻状况对自卑性有负向预测作用,能解释变异量的9.1％.结论重刑犯与普通罪犯存在人格差异,比普通罪犯有更多人格缺陷,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判刑次数和婚姻状况对罪犯人格有一定影响,需要根据其人格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和矫治策略.     

关于重刑罪犯反社会人格特征的调查分析

反社会人格与犯罪行为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MMPI）分别对服刑中期和新入监的重刑罪犯进行测量，明确重刑罪犯反社会人格存在现状，重刑罪犯组与正常组合在Pd临床量表上比较存在显著意义（P〈0．001）；Pd量表T均分高于常模一个标准差；Pd量表T分大于常模的人数和比例较高；Pd量表与其他量表两点编码比例明显，且呈显著相关（P〈0．001），影响因素比较有显著意义。鉴于重刑罪犯反社会人格特征突出，且存在不同的严重程度，需加强对他们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矫治研究。     

扶贫兴教献爱心

今年３月～４月，笔者在宁波市心理研究所的帮助指导下，对宁波市劳教所４５名参加小学文化学习的劳教人员，进行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心理问卷测试（简称ＭＭＰＩ）。测试结果表明，劳教人员的总体心理特点是：紧张、焦虑、烦躁不安，以自我为中心，违反社会习俗，行为冲动，报复心强，常有对立情绪和敌意，情绪不稳定，内心体验与一般人有明显差异，时常处于敏感猜疑状态。 针对上述心理特点，我们开始采用心理学上的支持疗法进行矫治。所谓支持疗法，即在生活上关心思想上鼓励，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劳动氛围，使他们充分享受大家庭的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