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原告选择

环境公共利益主体和内容的不明确,加剧了实践中对环境公共利益受损不能实施有效救济的困境,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对环境公共利益受损实施救济的必要条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最核心问题是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应确立限定性二元原告主体资格机制。环保NGO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最适格原告。应从法律制度设置和运作模式上保障环保NGO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优资格。     

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经济公益诉讼作为一项对传统诉讼法进行理念性更新和突破的新型诉讼,排除了传统的将原告资格限制在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适格理论的阻却。当社会经济公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授权检察机关或任何公民和组织均可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     

国际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主体论

传统的原告适格理论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事故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随着环境法理论的发展，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利害关系进行了扩大解释。许多国家不要求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原告必须有直接的经济损失，只要受到影响，即使只是“美学上的损失”也具备了权利主体资格。国际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权利主体不仅包括传统的受害人，还包括受到影响的人和组织。中国的法律规定，只有利害关系人才可能成为国际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权利主权。在迂几年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在权利主体方面取得一些突破，但是法律上的障碍是明显存在的。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之研究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尺度和证明标准,决定了可以接近和利用国家提供的诉讼制度者的多寡.原告资格可细分为以下4项要件:①存在合法权益;②合法权益属于原告;③侵害已发生或必然发生;④侵害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合法权益"而言,我国实定法和实务见解都把保护范围从法律上利益扩张到重大事实利益.通过规范分析可以看出,起诉人在受理阶段和实体审理阶段都应当证明原告适格,但在受理阶段只需要达到"可能性"标准,在实体审理阶段,则应达到优势证明标准.而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则不需要证明.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分析——以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理论为视角

当代中国,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上,尽管立法上还没有引进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是行政相对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的关键,是其合法权益能否获得司法保护的关键。     

赋予公民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必要性——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在我国,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存在很多障碍,从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是仍未明确赋予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从法经济学视角,运用供求理论、公共福利等经济学分析方法,以个案研究为进路,就"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合理"进行分析,可以论证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该多元化,法律应该赋予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     

论舆论风险管理与法院司法抉择——基于57件“中国十大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舆论与法院司法之关系问题上,学术界内存在着多重见解,意见难以调和。当前,我国法院司法面临舆论责难则已成为事实。为进一步探明舆论风险与司法实情,文章选择近6年来的"中国十大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涉权、涉官刑事案件为舆论关注焦点;舆论倾向呈现出朝原告"一边倒"的态势;舆论对法院审判工作构成重要影响,司法公信力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探究舆论风险之原因,在宏观上,来源于社会转型期内各种利益分配的失衡;在微观上,来源于法院司法权与司法能力的不足。在宏观环境无法扭转的背景下,我国法院应当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智性司法来化解舆情风险。     

对《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规范分析

"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构成了《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作出确认判决的规范依据。对该条法规之规范解释,应将"对原告权利是否产生实际影响"作为判断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进而作出确认判决的核心依据,并且"行政程序轻微违法"是作为"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表现形式。同时将这里的"原告权利"作程序权利的理解,这也为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6条之认识提供有益注解。     

公益诉讼制度初探

近年来,随着公民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地加强,各地不断爆出不计个人得失为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的普通公民,但他们的起诉无一例外都是被驳回。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在确定诉讼当事人时,对原告采用的是“适格说”,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原告必须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提起诉讼。对于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它的主体在我国只能是人民检察院,即由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而目前,检察院只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对民事、行政案件只有检察监督权而无起诉权。这说明我国的诉讼制度还有待完善,而完善的途径之一就是引入公益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中的原告撤诉与被告对应权利

我国现行的行政撤诉制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即撤诉只是原告和法院的事 ,与被告无关。其实 ,原告、被告都是行政诉讼的主体 ,都享有诉权。处于与原告对抗状态的被告最直接的实际需要是在诉讼过程中 ,能动地、积极地反映和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从而获得利己的判决。如果撤诉只取决于原告和法院 ,实际上就造成了原告、被告之间的诉讼权利失衡 ,使被告的诉权部分地依附于原告的诉权 ,被告追求胜诉的权利就成了一种不确定的权利 ,而被告积极获得利己判决的努力也随时可能因原告的撤诉化为泡影。另外 ,原、被告平等的诉讼地位要求他们有平等的…     

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初探

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有制度,用以解决权利被生效裁判所侵害的案外人的权利救济问题。我国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现行立法存在着结构设置不合理、前置程序不严谨、指引性条款不明确、案外人声明不服的对象不周延等多项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该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我国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进行重构。从宏观上讲,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应当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一章中予以明确规定。从微观上讲,案外人申请再审的诸多具体程序,如适格当事人、再审事由、时间限制、管辖法院、审理程序等都亟需重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效力扩张结构

环境侵权之债中，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为权利发生要件，法定免责事由为权利妨害要件。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因果关系和法定免责事由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的前诉公益诉讼所认定事实对后诉私益诉讼的扩张效力，不是基于既判力、争点效、反射效，而是生效裁判认定事实为免证事实的传承，并考量后诉当事人在前诉裁判确认事实过程中的程序保障度作出的差异性回应，尚需进一步完善为：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前诉公益诉讼裁判所作的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因果关系以及法定免责事由的事实认定，后诉环境私益诉讼原告主张适用的，无需举证证明，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前诉裁判所作的裁判方法，后诉原告主张援引时，应当参照适用。     

主观诉讼视角下的行政赔偿诉讼

行政赔偿诉讼是典型的主观诉讼,这种主观性质由其目的--主观权利所决定.基于主观权利的主导地位,行政赔偿具有鲜明的私益取向,其审判过程依照"主观权利--主观义务"的逻辑而展开,在具体制度构造上也极不同于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我国行政赔偿诉讼在制度构造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于这一主观性质的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域...     

公益诉讼：社会保障权救济的新路径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物质条件或相关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和维护人之尊严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社会保障权具有公益属性。传统三大诉讼救济社会保障权存在障碍，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诉，在诉讼目标、功能、原告资格与民主法治精神方面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具有契合性。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需扩大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赋予当事人诉权，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与诉讼费用，构建激约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作用。     

代理权是否存在问题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研究

如何确定围绕代理权引发的诉讼形态中证明责任的归属问题,在我国现有的民事证明责任研究范畴中几乎尚处于未被触及的领域。我国现有的关于代理权证明责任分配的制度规定不仅凸显了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宏观分配体系的内在非统一性及非均衡性安排,隐形设置了当事人在此类诉讼中证明责任负担的不合理"倒置",而且也间接地赋予了当事人通过选择被诉主体以规避证明责任实际承担的诉讼技术手段。在代理权纠纷中实质涉及三层法律关系并存在三种可能的诉讼模式,应然的代理权证明责任归属模式应当符合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内容并体现实体请求权的作用空间,通过彻底解构现有的制度规定,进而内在契合式地确立原告为对代理权是否存在事实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     

诉权滥用的规制与防范——恶意诉讼及其程序规制

近年来，在民事诉讼中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呈高发态势，主要表现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乃至诉讼欺诈等多种样态，其中恶意诉讼更因其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之高、对社会尤其是法制危害之重，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而虚假诉讼则极大地降低了民事诉讼制度的性能和效用。因此，从维护司法权威及诉讼秩序的角度出发，建立和完善对虚假诉讼的识别与剔除之管控制度势在必行。防范和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不仅需要在制度层面加快相关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在司法层面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引导，尤其在当前诉讼模式转变的特殊时期，亟需发挥法官职权在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审判权对抑制诉权滥用的限制功能，依法对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予以惩戒，尽可能防范或化解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可能性。当然，规制诉权滥用，应当在“司法能动”和“司法谦抑”间寻找平衡，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将“审慎认定、积极防范、严厉惩处”作为规制的重要原则，建立起一套针对性强、全程防范、救济便捷、惩处有力的制度，最大限度地识别、防范、惩处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     

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类型化设置——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公益诉讼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公益的确定性程度设置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对不确定型之公益,法律可以参与性和专业性为据,分类配置原告资格;对确定型之公益,开放原告资格更具合理性。同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配置制度,都必须以相应的辅助机制和监控机制作为配套,使得公益诉讼能够有序进行。     

论证明标准确定的根据——兼论附带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具有主观性、盖然性与相对模糊性和法律拟制性，证明标准设定的根据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察，在宏观上，证明标准确定的根据有：人的认识能力、生产力水平、认识对象和社会的公正观，在微观上，其确定的根据有：证明主体的认识能力、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量和证据信息量、证明对象的性质、诉讼模式及其它证据制度，据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执统一的标准，即刑事诉讼标准。     

刑事推定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刑事推定在诉讼证明活动中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我国理论界对此研究不够深入,司法实践中对推定缺乏必要认识和正确运用,造成了某些案件诉讼证明及事实认定上的困难。“持有型”犯罪、赃物犯罪、共同受贿犯罪主观罪过方面以及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客观行为方面运用推定时应注意一定的事项。     

环境公益诉讼浅析

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带有“社会性权利”性质的环境权益经常受到侵犯 ,缺乏有效的保障 ,而沦为边缘性权利。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客观上需要立法加以保障 ,并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而环境公益诉讼正是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国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借鉴 ,合理设计环境行政诉讼和环境民事诉讼制度 ,扩大环境诉讼原告资格 ,正是使环境权从应有权利达到法定权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