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地方政府对文化娱乐场所的管理——以汉口民众乐园为中心（1919-1949）

中国城市文化娱乐场所发展到近代已相当普遍和发达，地方政府对其管理十分重视。近代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表明，民国地方政府力图掌握文娱场所产权，以保持政治控制的基础；控制演出时空，以确保游客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审核演出内容，以渗透官方意识形态，营造良好社会风貌；调控从业人员，以加强控制力度，保证优质服务；规范游客言行，以强化公众责任感，培养良好市民风范。地方市政当局极力使大众娱乐规约在官方权力所及范围之内，以达致市民生活与市政公权的“共谋”。     

政府责任初论

我们知道政府是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引导者,因而政府的一切活动无不与责任密切相关。政府责任是以"责任"为其核心概念,以责任体系的构建、责任的履行为其基本价值理念。这里所说的责任并不是一般词义上的责任,而是在政府的角色构架内,是政府因其特殊的公权行使者的身份而必须对民众、权力机关、法律法规、社会价值观念履行的责任。总之,政府责任就意味着对民众要求做出积极回应,政府必须以"民众市场"作为导向,回应"市场"需求。     

现代国家建构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处于不断的调适与改革之中。然而,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却仍困扰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其主要表现为向上的相对自主性不够和向下的权力过大,并引发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由此在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增强自身的财政自主性和独立性,加强对当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能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也要"还利于民",减轻公民的财税负担,促进公民力量和市民社会的壮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基于政民互动视角的政府透明度治理与评估

政府透明度是政府和民众深入互动后民众对政府提供信息质量的结果评价。探讨政府透明度的形成、评价与改进过程,嵌入政民互动的理念,设计政民互动机制。实现民众侧的政府信息反馈机制与政府侧的政府信息提供机制有效对接,形成政府透明度的双向度合作治理模式。对典型案例的政府透明度状况体验评估发现,政民互动质量较低,政府透明度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且有较大改进空间。地方政府透明度的治理改进需进一步提升政民互动质量,促进民众参与导向的政府信息反馈机制和民众需求导向的政府信息提供机制的完善。     

地方感与地方社会的自我建构:以鲁中洼子村为个案

地方是人们经验世界的起始与载体,地方感则是人们基于"自我中心观"的生活表达,表征着地方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影响地方社会运行的潜在力量.透过鲁中洼子村村民地方感中的"六个圈层",以及对"文化村"、"礼仪村"的 自我建构,可见长时段国家礼仪下行与村民积极调适的历史层累过程.这或许启示我们,顺循地方感所寓含的地方性知识,聚焦知识精英与民众群体之间的互动情态,以小见大地理解国家一统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探寻"中国原理".     

论地方政府与社会非营利组织的互动

社会非营利组织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带来复杂多面的效应。二者的互动关系,建立在互动动力和现实背景、资源掌握和实际影响力、现实社会心理和体制政策等条件之上。在实际的互动过程中,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具有"官民二重性"的基本特性。它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机理在于,社会非营利组织与企业与地方政府、需求与争取、定位与能力、放权与自立、第一动力与持续动力的互动。必须推动地方政府与社会非营利组织的良性互动。     

政务微博运营策略研究——基于新浪微博“上海发布”的运营分析

政务微博在社会管理创新、政府信息公开、新闻舆论引导、倾听民众呼声、树立政府形象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务微博在运营上应注意放低身段,倾听公众心声,立足服务民生,展开公众互动交流,拉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解决与政府管理有关的实际问题,提高微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长久可持续进行。     

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市民服务热线——济南12345市民服务的调研报告(9)

"以人民为中心"是济南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价值定位和功能追求。在济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热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与时俱进,不断运用新通讯信息技术,创建标准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范围,打造了一条便于市民监督政府、参与社会管理、参与政府重大决策,满足市民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的标准化服务热线,构建起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民参与、社会协同"多元化参与的社会治理平台,架起了党委政府与市民密切联系的桥梁,推进了济南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广大市民拥有了极大的获得感,被广大市民誉为"24小时不下班的政府","听得见微笑、感受到温暖的热线"。     

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权中的行政权与私权中的财产权的冲突,即政府行政权力强行介入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并辅之以地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二者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一定利益上的冲突、法律配置上明显不合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公权已严重地侵犯了私权.为了使二者关系由冲突转为和谐,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公权,保护私权,提升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修改有关强制拆迁的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规定严格的程序;提高政府强制拆迁行为的成本.     

民众期望、政府行为与政务舆情回应效果——基于“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的案例深描

民众期望是理解我国当前舆情治理低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指导新时期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取向。借用行为经济学中的“期望失验”概念来解释民众视角下的民众的心理预期与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绩效之间的差异。构建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政民互动与舆情演化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民众期望和政府行为两个方面解释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期望失验的形成机理,并以“L县学生坠亡事件”为典型案例,通过“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深入考察了微博中呈现政民互动的多重行为逻辑。研究发现：（1）政务舆情事件中,谣言发生、群体冲突、舆情升级等是地方政府回应低效的外部表现,其根本在于其回应未能满足民众的内在期望;（2）地方政府通过事实澄清虽可以快速满足民众的信息期望,但情感期望失验所积累的公信力危机短期难以修复;（3）问责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以摆平策略为核心的回应行为仍然是其自发选择,公信力危机则成为政府回应低效下的产物;（4）民众对政府行为的预期是随着舆情信息环境变化、政民互动与博弈的加深逐渐调适形成的。未来如何实现民众理性期望满足与公共权威秩序维护之间的平衡,是学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中国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基于关系结构情景的类型划分

在中国政治场景里,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呈现出千面万相的样态,寻求一种合适的视角和更具有统合力的概念再归整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具有厚实的学术价值;依据中国地方政府面对的三重关系情景,即纵向政府间关系视角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互动情景、横向政府间关系视角下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互动情景以及政府—社会关系视角下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众互动情景,可以将地方政府千面万相的机会主义划分为政策执行机会主义、政府竞争机会主义、政府维稳机会主义三大类型。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公共服务视域下城市广场管理体制完善研究--以济南市泉城广场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济南民众在公共需求上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为此,济南市政府需要坚持以民为本、服务于民的执政发展理念,提供更多更好更新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满足民众的公共需求。同样,作为济南市最重要的城市广场"泉城广场"的管理部门,也必须大力提升广场的公共服务水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民众需求,同时也为推进济南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贡献力量。     

从公职身份特殊性谈公权与私权关系——以信阳禁酒令为视角

河南省信阳市在2007年初实施了公职人员禁酒令，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其是否干涉了公职人员日常生活私人事务的争论。文章从公权与私权的相互关系入手，分析禁酒令事件的性质和其是否属于公权干预私权的问题，并且由此论证加强干部管理、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对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意义。     

政商互动场景数字化的基本特征与实现路径——基于“亲清在线”平台的实践

政商互动场景数字化,本质是在"无接触"办公理念指导下,由新技术企业和地方政府联合打造一个在线平台,从而满足政商双方的高效互动需求。杭州"亲清在线"数字平台作为国内数字化改革的典型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数字平台的实际功能与预期功能差距明显、政商互动过程中容易出现信任风险、地方政府难以走出"用户黏性陷阱"等问题。"亲清在线"平台启示我们:地方政府在推进政商互动场景数字化时要量力而行、统筹兼顾;要在努力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加强公共信用体系建设;最重要的是,数字平台必须要真正惠企便民。     

生活本位: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生活逻辑研究——基于贵州B村的实证调查

农民生活逻辑背后的一套文化价值体系指导着农民的日常生活行为。贵州B村是一个深度贫困的村庄,农民的生活逻辑呈现为"生活本位"。"生活本位"逻辑的核心在于对当下生活过程的体验与满足。个体在当下的生活过程中不断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并从中获得心理满足与价值需求。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生活本位"逻辑下形成的低经济效率的劳动力利用机制、低度循环的家庭再生产机制和强生活幸福感的价值生产机制,指导和安排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活本位"逻辑阻碍了农民家庭向上流动,但也缓和了乡村文化失范危机。     

政府规模视角下广东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分析

从政府规模的视角,采取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广东行政管理现代化进程加以剖析。分析数据表明:广东行政管理费与行政管理职工的绝对数量、行政管理费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行政管理职工占社会职工的比重,都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下降,这并非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是政府改革滞后的结果。因此,必须在广东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相应的改革,不断压缩政府规模,以使行政管理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