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局部耦合:政策制定因素何以影响执行结果——基于人工智能政策历程的两阶段多源流分析北大核心SSCI

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联合分析是理解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的切口。基于多源流框架原型,以源流变动和变异为牵引,跨越制定与执行的两阶段多源流分析框架得以构建完成。基于这一框架,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过程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发现:问题源流在执行阶段被选择性分解,政策源流由竞争性演化为诠释性集合,政治源流从决定性作用转换为约束性力量,政策企业家由倡议者变为实践者。多源流框架的核心要素在执行阶段联系紧密,政策的实际执行方式取决于分解的问题源流、纵向的政治源流、政策企业家和高层级政府给定政策的耦合程度,表现为多重局部耦合的政策执行过程。这一结论推进了多源流框架的应用边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情境的公共政策运行特征。     

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逻辑与程序

政策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在整个政策分析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最终成果直接决定公共决策的质量和政策执行的效果，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是一个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逻辑可行性研究、现实可行性研究以及政策方案择优和完善三个环节组成的。只有严格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步骤．才能避免荒诞或不可行的政策方案的出台，政策分析的核心使命才可能得以实现，其科学地位也才可能得以提升。     

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的逻辑与程序

政策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在整个政策分析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最终成果直接决定公共决策的质量和政策执行的效果。政策方案可行性研究是一个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逻辑可行性研究、现实可行性研究以及政策方案择优和完善三个环节组成的。只有严格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的程序和步骤,才能避免荒诞或不可行的政策方案的出台,政策分析的核心使命才可能得以实现,其科学地位也才可能得以提升。     

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变迁分析：一种政策过程视角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演变呈现出中央主导下的政策选择与政策变迁特征。以政策过程理论为视角，通过集中关注国家权威决策共同体的政策意愿与能力两个要素，可以构建出一个理解长时期政策变迁的基本框架。以此为指导，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时期合作医疗政策的过程特征，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政策变迁的因果逻辑，并对当前“新农合”政策的未来走向做出评估与展望。     

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分析及其困境化解——以环境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之一,也是公共政策由设计方案变为现实的必经之路。以环境政策为例,通过解释性框架构建和比较案例分析,可以发现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情况是影响公共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变量。政策执行困境的化解需要从调节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入手,并进一步完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     

建国初期中国公路运输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开始前，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阶段，公路运输政策的演变呈现由基本符合经济规律到违背经济规律再到一定程度纠正的过程，对运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经历了由较好促进到严重制约再到有限恢复的变化。实践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有效推动运输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保证公路运输政策的制定实施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更有效地解放运输生产力。     

中国城市社区健康服务政策现状与核心争论议题

2007年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和社区健康政策实施十周年历史时刻，城市社区健康服务政策是健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战略举措，是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本文从城市社区健康服务政策的历史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现实状况与政策评估、面临主要问题和影响因素、基础性理论政策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等角度，全面论述和批判分析中国社区健康服务政策框架、服务体系与政策效果，指明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公共问题界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传统的政策规划与政策分析研究,很少将注意力放在公共问题的本质及界定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一些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关注公共问题的界定方式与政策分析各个环节的关系。这种通过公共问题界定来分析政策过程的视角,对理解议程变化、政策变迁、政策评估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合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国政协台联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集锦

叶亮委员 十分赞同报告将“三农”问题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只有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台湾问题是全体中国人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是构建一个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的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要努力让台湾民众了解我们的对台政策，理解祖国大陆反分裂、求和平的良苦用心。     

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检察环节若干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当前新形势下惩治犯罪对雅，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选择。作为检察机关，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当前司法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在此，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对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理解和适用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危机学习、注意力分配与政策爆发：基于健康码的实证研究

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的形成过程和发生机理仍有待揭示。本研究借鉴流行病暴发“三位一体”理论模型，构建危机响应政策爆发式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全国省级健康码政策的扩散过程、趋势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揭示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的过程及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注意力分配在危机学习和政策扩散互动关系中发挥作用，有效提升了政策扩散的速度。危机学习、注意力分配和政策扩散的互动不仅为解释危机情境下政策爆发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还丰富了注意力分配和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谱系，对危机情境下不同类型政策爆发的理论解释提供有益参考。     

公共政策、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交易成本视角探析

一、引论 大多数政策分析和政策实践都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视为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一个工程控制问题。它隐含的假定是．一旦最大化或提高社会福利的政策被发现或得到建议，那么它将按照实际的那样得到实施．并且所期望的效果将会随之出现。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假设了一个简单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将整个过程视为一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黑箱”，     

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迭代研究——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切实可行的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大重要举措。在厘清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的逻辑走向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倡议联盟框架揭示并解释由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三孩政策迭代变迁的过程,从而助推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升级。研究发现,生育政策迭代变迁是政策子系统、外部事件、相对稳定变量、政策学习、信念体系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深层内核信念是促进生育政策稳定迭代变迁的根本原因,政策学习是引发生育政策迭代变迁的重要机制,外部事件为生育政策迭代变迁提供直接动力。此外,印证倡议政策联盟分析中国公共政策问题适切性的同时,也需要对框架体系适当修正,构建本土化的倡议联盟框架,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话语体系。     

对政策与法律差异性的反思与重构

陈历幸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关于政策与法律在制定主体和程序、文件形式、调整和适用范围以及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差异性的观点均存在若干难以克服的缺陷。政策与法律都是由数量众多的语句所组成的，只有特定的规范性语句才能成为法律规范，政策中语句的语句类型则没有限制，从语句逻辑类型的角度，     

社会治理职业化中的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精英化

职业活动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政治生活中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其实是现代化的一项成果，改变了农业社会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那种与一定的身份相联系的状况，更不是世袭嬗递的。因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代议结构中产生的政治家并不是一个身份群体，而是一个职业群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政治活动职业化的基础上生成了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中的职业化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在扩大为整个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化过程中又受到了官僚制的格式化，从而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所有社会治理者都纳入到了严密的职业体系之中。在官僚制对专业知识和标准化技术的追求中再度塑造出了一个职业等级体系，即建构起了由技术专家构成的等级体系。虽然政策问题建构权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权力，而在实际上，政策问题建构主体则是一群技术精英，并在官僚制这一“分工一协作”体系中按照自身的职业活动逻辑开展行动。这样一来，政策问题建构权在理性化的同时也脱离了人民，甚至经常性地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模式的制度创新与战略转型

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人口问题、婚姻家庭和计划生育工作同样处于前所未有的结构转型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妥善解决人口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人口问题已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人口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议题。本文运用公共政策评价的方法,首次全面评估、分析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计划生育政策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传统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存在诸多理念性、结构性、体制性缺陷,直接或间接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严重的社会后果或新型的社会问题。从社会现代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看,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转型迫在眉睫。笔者从传统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经验教训、世界人口变迁普遍规律和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提出重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框架的战略目标.首次提出宏观的"以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为基础"(social policy-based)的新型人口政策框架,以取代传统微观的"以计划生育为基础"(family plannjng-based)的人口政策,为改善国民生活质量和提高全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奠定制度化基础,旨在用现代制度安排与政策框架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构建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方向指引和重要举措。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有内涵和外延之分，需要平衡好婚育行为与观念、不同孩次政策对象、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公域与私域、不同主体利益等关系。为此，构建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需要将诸多因素纳入考量范围，特别是融入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宏观结构，评估规范性要素、规制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等中观过程，客观看待育龄夫妇双方、多代际家庭的微观博弈，使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同向发力，共同形塑一个韧性制度框架。     

我国社会工作政策的变迁历程和演化逻辑——基于1987—2020年118份国家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北大核心SSCI

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日趋凸显,而这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本文以1987—2020年国家层面出台的118份社会工作发展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依据政策数量变化情况和标志性政策,将我国社会工作政策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87—2005年的缓慢恢复阶段、2006—2010年的初步发展阶段和2011—2020年的迅猛发展阶段。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两种研究方法进一步发现,我国社会工作政策的演变逻辑为政策主体从零星分散先转向局部合作再转为全面合作,政策体系从单一化先转向多元化再转为系统化,政策工具从结构失衡先转向结构趋衡再转为结构均衡。在未来,社会工作政策应该注重政策发展的稳定性和创新性,提升政策主体网络的协同性和多中心性,加强政策体系的整体性和科学性,提高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政策问题构建模式的探究

于志勇在《行政论坛》2012年第1期撰文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涉及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和服务体制的全方位变革。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坚守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政府的主动性，提升政策问题搜寻能力，健全公民意见、利益输人渠道，完善各种意见、利益的综合过程。针对中国传统单一主体问题构建模式的缺陷，     

共和国60年来公共政策变迁——中国社会政策60年

社会政策是旨在提升公共福祉的国家行为。国家实施社会政策，目的是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满足社会需要。因此，经典的社会政策具有很强的社会问题导向。按照英国福利国家的设计者贝弗里奇的分析，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五大恶”：贫穷、疾病、肮脏、无知、失业。受贝弗里奇的影响，传统社会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大方面：社会保障政策（解决贫穷问题），医疗卫生政策（解决疾病问题），住房政策（解决肮脏问题），教育政策（解决无知问题）和就业政策（解决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