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和平事业的一代旗手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当代风云多变的国际舞台之后,以她所坚决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令人耳目一新,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信赖和钦佩。因此,人们常常习惯地以“和平使者”的美名来称呼执行这一政策的新中国政府的首脑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以表示对他的崇敬。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是,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周恩来总理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不仅坚     

中国五十年代三大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影响

本文通过回顾 194 9年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 ,详细分析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论证了在当时的条件下 ,提出这三大外交政策的合理性 ;探讨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的经验 ,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家们的外交智慧和眼光。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中国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决定了在对外援助中中国必然把援助越南、朝鲜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首选对象。中苏分歧日益扩大后,＂一边倒＂战略名存实亡。为了拓展外交局面,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邓小平论香港回归

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     

当代中国外交中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简述

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根源于马列主义理论,在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当代外交政策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一边倒""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这些策略都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不同时期中国外交中的具体表现。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运用对于推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及维护世界和平都起到重要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历史的抉择,还是人为的选择——对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再思考

如何看待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 ,历来存在一些争论。本文作者认为“一边倒”虽然有助于新政权的巩固 ,但从长远来看 ,它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求。主要原因在于它造成了中国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和中美 2 0余年的对抗 ,而且当初中共还存在其他选择的机会。因此 ,作者提出新中国可以实行“守全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这样一种外交政策设想。     

新时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中国政府，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政策是在曲折中发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国际政治局势趋向缓和，国内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思想，赋予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崭新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尊重公民的司法参与权

公民和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政治,参与法治,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个通则。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确认的人民的基本权利与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称呼,不只是贴上一个阶级性的标签,也不只是意味着两院及其官员要为了人民、代表人民行使职权,而且还要求其行使司法权力时有公民和社会组织多种方式的参与。     

“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

一、宣布“一边倒”决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写道:“‘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毛泽东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在建国后才正式开始,但毛泽东外交思想在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已逐步形成,而且在解放区就有了外事工作的实践,这是新中国外交的特点。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总设计师。新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在建国初期,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仅维护了她的独立与发展,争取了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