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社会公共政策价值包中的多元价值构成

社会公共政策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标。公共利益无疑应当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政策以解决问题为依归，但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的政策效果可能就会不同。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其实是一个多元的价值构成，有公平与效率价值、稳定与革新、法治权威和民主参与等价值之间的平衡和矛盾。这些价值取向组成了一个价值包，从而形成了社会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多元结构。     

论公共政策之公共利益实现的困境

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公共利益在实现过程中总会遭遇种种显性或隐性的屏障。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公共利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存在着诸多被人们忽略的困境:对少数人利益的忽略影响公共利益实现的真实与完整;公众偏好伪装影响公共利益的可信度;政府利益侵占公众利益的实现空间;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导致公共利益整合受阻;政府回应的不足影响公众对利益表达的参与;公共利益词语叙述中的语义偏离。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特点和新趋势，而拓展公民政策参与对于实现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以及维护政策体系合法性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实现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建立参与型政治化以及推行公共政策决策听证制度是社会转型期拓展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路径选择。     

民生时代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

公共政策作为对全社会价值资源最有权威的分配工具,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政治过程所作出的选择和分配办法的制定来解决公共问题,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进入民生发展新时代以后,社会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就历史地逻辑地统一在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就是要保证不断改善民生、不断提高民生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成了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     

我国转型期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研究——一种利益分析的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过程在本质上是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减少公共政策的失误,增强公共政策的回应性与合法性。公民参与的最终实现需要科学设计并逐步完善公开听证、民意调查、政策咨询、公私合作等多种有效途径。     

论公共政策程序正义的伦理价值

公共政策程序正义是一种拟制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但是公共政策程序化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且,公共政策程序还具有内在的正义,它与公民的自尊的实现有着内在一致性,它对后现代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建构作用。     

试论公共政策的社会总体利益取向

公共利益内涵的模糊和不确定,以及关于公共利益的种种争论,对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说”提出了挑战。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此目标决定了公共政策的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取向。“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与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公共性”并不矛盾,相反,二者是统一的保持“公共性”是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追求社会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公共性”的集中体现和必然要求。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机制

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利分配,只有在参与机制和决策机制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公共政策的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代表公共利益,从而保证对社会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中国转型期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更加明晰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少数民族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分析——以苗族地区生育文化为例

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目的在于,调整和规范社会利益结构,以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有利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冲突。为保证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找出改善政策执行绩效的措施,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首先需要了解和研究公共政策与民族文化传统的互动关系,从而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建立起二者良性的互动关系。本文试图以苗族生育文化为例,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公共政策的执行进行利弊分析,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民族文化与公共政策良性互动体系构架。     

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寻租的影响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时应遵循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这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本质属性。但寻租现象的存在往往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利益集团和一些自利的公职人员以公共利益为代价谋求其特殊利益 ,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文主要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探讨制度非均衡状态下寻租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共生关系 ,指出“租”本质上内含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之中 ,寻租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又将导致新的制度非均衡。     

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利益取向

公共利益无疑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然而,由于受到地方政府本身以及利益团体的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常常偏离正确的轨道。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质量必须以坚持公共利益为导向。     

利益诉求视域中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利益诉求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基本实现形式之一,从利益诉求的角度来审视公共政策及其价值取向,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公共政策的实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利益实现等构成了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一般路径。其间随着人们对“公共利益”诉求的全方位深入,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蕴涵也日益凸现出来,并逐步引领着现代服务型政策范式的建构与发展。     

基于伦理视角的政策终结价值探析

问题导向是公共政策的重要属性，当意欲解决的社会问题已经解决或发生变迁，及时终结那些已经失效或过时的公共政策不仅可以提高政策绩效也有利于社会治理效果的改善。然而，由于公共权力部门化以及公共利益私有化的掣肘，政策终结在现实中难以顺利实施。通过改善行政文化、兑现政治承诺和回应社会期待等伦理路径内化公共利益，是推进政策终结的根基和保证。     

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

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政府公共性的含义 ,认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只能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在社会转轨时期 ,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对现行政府与社会都有重大意义。     

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兼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现途径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公正性是其本质要求,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应以"实质的平等"为追求目标,注重对弱者的保护。社会性别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或方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对于改善女性地位、调整原有的性别利益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DC乡的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发现存在着决策层中女性的势单言轻、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以及性别中性化的现象,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却忽略了两性的公正,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价值追求。而要推进社会性别的主流化进程,需要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     

公共政策何以偏离正义——兼论“公民不服从”的现实意蕴与正当前提

公共政策总是指向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目标的达成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其本质应该是符合正义原则的。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中,政策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并不能始终不渝地追求正义目标。政策主体的错位、缺位和程序正义的不足以及制度权威的失落等原因,往往导致公共政策偏离正义。在一定的正当性前提下,对于偏离正义的公共政策,＂公民不服从＂具有独特的现实意蕴。     

中西公共政策主体的比较刍议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参与、影响公共政策全过程，对公共政策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决定作用的组织或个人。公共政策主体主导着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乃至调整。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效地维护与增进并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而由于在管理中地位的不同，政策主体对政策结果的影响也各异。公共政策运作的整个过程就是多种主体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维度上看，每个主体以及主体内部的各个层面都存在不同的利益，共同作用于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所以从公共政策运行的各个阶段，来关注公共政策主体的发展状况就显得至关重要。     

网络舆情视域中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治理

公共政策公信力是公共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不断增强,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公信力危机挑战,而网络舆情则能为化解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提供支持,进而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公共利益的价值实现。本文针对网络舆情自发性、零散性和某些非理性等特点,提出需要逐步扩大网络领域的公众参与,培育网民理性参与的素质和能力,规范参与原则,完善网络舆情的公共政策吸纳机制,使其能更好地为提高公共政策公信力服务。     

新加坡实用主义公共政策评析

鉴于独立后较长时期内的复杂环境,新加坡政府将实用主义原则嵌入了公共政策领域。实用主义公共政策具有孤立性、不连续性与"数字性"等特征。特别是在经济实现腾飞之后,这种公共政策的负面效应就开始凸显,产生了"系统政府"失败、民主价值背离、民众认同降低等危害。     

社会安全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有效性困境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包含如下＂理性＂标准：效率标准、效益标准、公平性标准、回应性标准、社会价值标准;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困境有：政策悖论、结构困境、效果瓶颈。如果公共利益无法得以实现和维护,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可能性将增加。完善公共政策,应解决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冲突、完善公共政策各方利益均衡机制、加强政策主体对公共政策的预期分析能力、完善公共政策问责制度、强化公共政策监督和反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