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政治下的民主审议与公共理性

民主审议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机制,通过公民在共同的交往行为中形成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意见和意志,经由特定的审议性立法程序将其运用于政治立法和决策过程,使民主政治获得了公共理性基础.民主审议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具有形成公共理性的内在价值,民主审议程序本身以及该程序所遵循的公共性、平等、自由、自主等规范性原则为公共理性的形成和运用提供保障.     

Civil Society的意义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市民社会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是指与君主专制的野蛮社会相对的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在启蒙时代,市民社会增加了时间维度,成为与自然状态相对的较发达的法治社会.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转变成结构性概念: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满足物质需要的组织,它是自由平等的法律生成之地.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两分的传统,将它转化成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经济基础.现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则走向两极:葛兰西的革命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的建制理论.哈贝马斯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切割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块,这就形成了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政治国家的三元结构.这个新的公共领域使政治国家取得合法性,并且是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理交往的有效性建制.从逻辑上来说,市民社会理论以科学的社会分类学概念为起点,走向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再从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嬗变为社会结构分析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最终回归社会,成为一个推进社会进化的实践理性概念.     

从哈氏"公领域"到网络公共空间

自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概念以来,公共领域成为当今传播界重要的讨论议题,哈氏认为,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公共空间,拥有脱离国家控制与市场操纵的相对自主性,市民在此空间里可以自由表达意见,沟通意见,能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亦可以针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当媒介技术发展进入信息社会以后,公共领域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大和延伸,它使哈氏的公共领域设想得以传承和实现。     

网络公共领域发展与新型政社关系建构

现代思想家在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社会本体论与国家本体论两种不同立场,但实际上,无论是强调市民社会,还是强调作为最高公共机构的国家,其背后所关注的问题都指向"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指公共讨论涉及国家活动并能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其核心是通过媒介形成的、能够主导社会舆论的意见场域。互联网的兴起引发传统政社关系的巨大变迁,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所产生的新型网络公共领域。要建构适应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新型政社关系,需要对网络政治公共领域进行治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找到不同网络社群对话的"合意空间",并成为网络舆论规则的制定者、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和公共规则的维护者,从而形成具有正能量的网络舆情,以此来掌握"文化领导权"。     

交往理性视域下的法治话语互动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交往理性可以概括为一种语言性的、与主体间性相对应的、程序性的合理性概念.从交往理性维度来分析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互动,无疑是具有前瞻性、实践性和合理性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在品格,呈现出对交往理性引导下商谈理念的一种宽容与接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创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动态机制、互动模式,充分说明了交往理性法治话语互动的重要作用.交往理性范式的引入有助于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执法和司法公开、公正.     

政府理性的演进逻辑及其现代性思考

政府理性与政府行动的价值取向及政府所选择的行政模式有关。政府理性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而逐渐具备现代性的。政府理性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曾一度被市场理性淹没,又在管理主义之风盛行之下将自身的价值理性迷失,最后在与社会及公民形成的互动治理网络中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找到了现代性。现代政府的理性是公共理性。     

后真相时代的司法 ——评陆而启《意见裁判主义》

从陆而启所著的《意见裁判主义》一书的研究谱系和其可行性来看,"意见裁判主义"已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首先法实证主义为"意见裁判主义"的主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背景,反过来"意见裁判主义"也可以看作是法实证主义理论的一种适用;而意见裁判主义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法律推理的特质.其次,司法作为意见交流的平台既与法功能论视现代司法为重要的公共交往渠道的观点吻合,又是利益多元社会中司法判断获得正当性的一种方式.但"意见裁判主义"理论在保障辩护人的权利,达成多方合意的效果以及具体实施方式等方面还不明朗.     

论哈贝马斯的法律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一个更加世俗或祛魅的社会,在元社会保障理论缺失的情况下,规范秩序如何可能他另避蹊径建构法的商谈论,首先拿在理性法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实践理性开刀。他扬弃了康德的实践理性,用交往理性取代了实践理性。通过论述法律与交往理性的关系来论证为什么交往理论为法的商谈论提供了合适的语境。     

日常生活中的法初探——以交往行动理论为视角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社会哲学的元理论,为解释国家法之外的社会调控体系之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采取社会本位的法律多元主义的立场,以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了交往互动行为对日常生活中的法规范之形成的建构性意义。通过讨论日常生活中的法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过程,指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基础性调控作用。并结合中国法治社会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讨论了建构良性循环的日常生活法体系对形成健康平衡的社会秩序调控系统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部分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指出交往互动行为和生活世界是哈氏理论中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并结合案例,通过分析哈氏理论的贡献与不足,对建构交往理性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中的法体系进行了理论铺垫。第二部分讨论了建立在交往理性之上的日常生活中的法之形成与发展过程。首先,通过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法与活法的区别联系,把日常生活中的法定义为:在交往行动中产生,经由主体一致性同意而形成对彼此行为之稳定性预期,从而约束主体行为,具有连续性规范意义的行为准则。随后,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社会模拟理论,分析了随着交往及交往扩大化,日常生活中的法吸收整合其他一般行为规范而不断发...     

现代诉讼的本质:全面理性的规范沟通

纠纷的成因是交往失败,而诉讼是重新交往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将诉讼置于交往视野下,诉讼的沟通性便得以显现。无论是民事、行政还是刑事诉讼,均渗透着立足言语、实现主体间沟通的理念。诉讼通过外在规范特性保证主体间的沟通顺利进行,没有建制化程序的外在保障,沟通难以成效。诉讼的内在规范性是对诉讼规范性内涵的丰富,是一种内在的交往预设程序。经过对规范价值的内在化,诉讼交往主体形成自我约束,对诉讼规则、交往预设自愿主动承受,促进共识的实现和纠纷的解决。可以说,现代诉讼克服了传统职权主义模式或者当事人主义模式的片面理性,追求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规范世界相融通的全面理性,保障司法公正、令人信服司法,达到司法真正权威。因此,诉讼区别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大不同,在于诉讼的本质是全面理性的规范沟通。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史:类型、特征及走向

为了推动教育变革与发展,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频繁交往、相互合作,形成了良好的交流互动氛围。不仅体现在公共教育事务的互援互助、群策群力,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关心提携、情感交流,由此建立和保持着较为紧密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广泛而复杂的教育交往网络。就交往类型而言,民国教育家的交往活动概括起来可分为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种。相较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教育家之间基于共同教育志趣的志缘交往更具持久性。教育家的教育交往网络也并非封闭、排外的,而是开放、包容的。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及教育研究的深化,教育家的交往活动由以地缘交往、学缘交往为主,逐渐向崇尚志缘交往转变,志缘交往成为民国教育家积累学术资本的重要方式。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如何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如何实现公共理性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来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论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个体因各自不同的判断负担,就何谓善、何谓正当乃至正义的观念以及在具体情境下该如何行为的决断上,其形成的理性多样且无穷。法律的理性则是国家在各个专门领域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由此确定的若干价值目标及相应路径选择,通过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由于法律的集体主义性质和创制方式,法律的理性有限,不可避免地与个体多样、无穷的理性发生碰撞。故二者的冲突一直存在,如何协调?在关乎宪法性的根本问题和基本正义方面,个体理性应服从法律的公共理性,同时也应为个体理性质疑法律公共理性提供公开的途径,以检验法律的公共理性。此外,协调二者冲突的现实性在于:在个体理性的内外限制以及平等原则的运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效果,这大大缓解了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而确立制度上的博弈空间乃为协调二者冲突的持久之道。     

试论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三重理性向度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建构不仅表现出了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过人的实践胆识,同时也彰显出了极大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其社会主义观既是基于"问题意识"的现实考量,又是基于"理性精神"的理论重构.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功用效果"为判据的实用理性向度,三是以"崇实尚行"为意旨的实践理性向度.交往理性向度实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意识形态层面的紧张对峙到文化交往层面价值求同的转变,实用理性向度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结构形态到功能形态的转变,而实践理性向度则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意识与理论使命感从依附文本、盲从他者到独立自主、大胆创新的转变.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市民法律文化建构略论

城市法治化的一人基本标志就是市民法律文化的发展。建构符合城市法治化的现代市民法律文化,必须理性地对现代市民法律文化进行补充和发展。     

宣告死亡制度批判

作为私法，民法崇尚意思自治，提倡市民依照自己的理性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然而，并不是每个市民都具有理智地形成意思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受年龄因素的制约，“也可以因其它情况受到限制，如精神疾病或精神耗弱”。法律上遂设禁治产宣告制度，以保护相关人的利益，     

成都统筹城乡一体化视角下城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路径

在统筹城乡一体化视角下构建成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资源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建设机制、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建设、建立有效的宣传推广渠道、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考核、评价、反馈和激励机制等,让市民文化权益得到保障,共事文化繁荣成果.     

市民否决立法动议彰显立法为民

8位普普通通市民的意见,最终导致一项立法动议撤销,这在从前看似天方夜谭的奇迹真实地在首都北京市上演.2003年下半年,该市政府就<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草案通过网站公布,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遭到8位市民的强烈质疑.市政府经过认真调研论证,认为市民所提意见肯綮,最终撤消此项立法动议.     

略论我国立法审议程序的论辩维度

本文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出发,提出了商谈式立法的概念,论证了立法审议过程中论辩的重要性;就我国立法审议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沿着哈贝马斯的理论脉络,讨论了我国公共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立法审议程序中的论辩难题;最后在厘清哈贝马斯的商谈程序观的基础上,讨论了立法审议程序中论辩维度的构建,提出了一种程序性论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