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下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全能社会到公民社会萌生、发展、壮大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历史上缺乏公民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公民社会的出现，意味着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变化，执政难度加大。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如何稳固党的执政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思考和审慎面对的问题。     

西方治理话语的政治哲学基础与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当代西方治理话语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制度前提、社会环境与政治文化,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有相应的要求。民主治理、多中心治理、数字化治理等日益成为西方治理话语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兴起与发展有着相应的政治哲学基础,体现为无政府主义与"利维坦"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统治话语向治理话语的转换。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重点聚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阐释好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突出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观点

张维为：“中国之治”凸显制度优势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西方出现了混乱停滞,而中国实现了稳定发展？诸多原因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尤为值得关注。政治制度上,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最强的政党。经济制度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西方国家陷入危机,而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模式。社会治理模式方面,中国建立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以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     

历史视角下的村干部身份与治理模式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中国乡村治理者身份制度及相应的村治模式变迁的长时段视野,分析村干部的制度身份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中国历史上在不能实现官僚化、科层化的乡村治理体制的背景下,以绅士制度和职役制度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了“乡绅—乡役”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弥合了乡役治村的身份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干部与治理的制度经验,借鉴“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完善“村干部”的身份制度,综合增强村干部身份的政治属性和行政属性,探索“政治—行政”的融合身份治村模式,是可行的善治之路。     

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三层涵义及其结构内容

<正>从性质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从制度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从优势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可以分为国家治理、党的执政、具体工作三个层面。一、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层次及其结构(一)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三个层次1.国家治理层面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国家治理层面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主要体现在党的战略定位和政策设计。一是2018年2月党     

政策试点研究的进展、盲区及若干探讨

政策试点彰显了我国千年治理智慧和经验，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政策试点频繁运用于国家各项改革和重大政策实践，深刻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助推“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转变。当前，政策试点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探寻“中国之治”的重要切口。对此，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形成了见仁见智的学术成果。本文对现有研究进展作了系统梳理，指出研究局限与不足，并对有关议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政策试点关键在于“先行先试”，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实践过程。下一步，深刻把握试点的本质特征，系统深入研究我国政策试点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基准、拓宽理论视角、延展研究议题、回应重大改革实践需求。     

"三个代表"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源于何时，经历了哪些阶段，目前学术界仍小有争议。然而，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推行的。因而，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从主观方面来说，就在于推行者自身地位的巩固以及执政能力的增强。执政地位的巩固使之有力量维持社会稳定和确保体制改革的推行；执政能力的增强使之有能力推动体制改革朝着顺应时代发展、符合现代化需求的方向前进。世纪交替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思想，要解决的是“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因而从根本上把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它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指导，提出了发展的目标。     

中国新型政党关系如何体现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的参政党。     

正确看待当代中国政党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奋斗、共同创造的结果，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在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看起来纷繁复杂，不一而同。而在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在世界各国政党制度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中同特色。面对林林总总的政党制度，如何正确看待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性，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聚焦制度优势与治理体系改革、治理能力提升,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创造更多的中国奇迹,为人类制度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实现机制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缔造新型现代国家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形成了政党与国家相互嵌入、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中,“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协同推进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性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相互促进为内在机理;以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执政能力和全面从严治党能力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规划功能、系统推进功能和激励凝聚功能为互构联结的整体呈现;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同向同行的价值目标。三者共同彰显了中国特色治理框架下的独特互动逻辑。     

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有机统一,是全面系统的整体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型保障。制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为此,要坚持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党的领导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要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通过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制度体系,尊重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的真心拥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竞争式选举民主的四重超越——以国家治理效能为视角的探讨

透过国家治理效能的窗户,可以展示中西治理模式的实际差异,更能借以回答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实现对竞争式选举民主超越的时代之问：在治理主体维度,以“人民民主”破解合法化困境;在治理理念维度,以“实质自主”破解价值理念困境;在治理制度维度,以“中国之制”破解实践僵化困境;在治理成效维度,以“中国之治”破解低效失灵困境。这种全面、真实、有序、管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竞争式选举民主的系统性超越。面对当前世界普遍存在的治理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打破了西方民主霸权的桎梏,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优越性,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试论我国的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是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特殊的人权救济方式和制度。它经历了“革命信访”、“动员信访、”“拨乱反正信访”、“安定团结信访”、“维护稳定信访”多个演变阶段。目前我国的信访制度已经进入到了“法制信访”的阶段。不断增多的大规模的越级、重复信访、集体上访“洪峰”，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和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研究和改进我国的信访制度，使信访工作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是各级信访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侧重以信访制度的改革进行探讨。     

强化参政党监督作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新时代需要制度自信与制度创新

正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深刻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描绘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新蓝图,向全党、全国、全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全会提出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全球变局、现代政治与新冠战“疫”——危机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制度体系力研究

面对21世纪以来最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国体制的力量和战绩举世瞩目,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原则、以“知识”为中心的防控体系、以“制度”为中心的力量之源都凸显了中国抗疫的制胜之道。从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的国家制度功能性层面论证中国抗疫行动的制度体系力(1)支撑,彰显了共同活动方式的系统增益效能、“真实集体”的协同动员能力和“以人为本”的内在驱动力,使中国成为积极应对和主导疫情变局下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的后发引领者。制度优势的有效运用,推动和加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的双重起飞,并充分实现了疫后经济恢复、常规化危机处理机制建构和大国角色转换的治理效能。     

“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逻辑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治国理政探索实践,构建了"中国之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由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三部分构成,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价值体系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的运行规则,党的领导、组织保障、权力监督的保障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实现条件,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彰显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体系,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检验而完善,与时俱进是其本质特征。     

治国之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历来是执政者治国的目标，也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55年之后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和谐、公平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