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空间的有效治理:地方自治导向的分权?——论我国纵向府际关系的制度变革

分权和自治是不同的范畴,在纵向的府际关系中,只有分权而没有自治难以防止暴政和低效.中央集权并不排斥地方自治.分权基础上的地方自治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多样性、自主性和灵活性.我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社会,整齐划一、至上而下的权力结构难以应对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挑战.在宪法的框架内,在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构筑立基于人民的自治能力之上的地方自治制度是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     

中国移植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能性--何以与中国本土资源相衔接

最原始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欧洲大陆国家，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司法擅断密切相关的。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中世纪的司法擅断时，我们会发现这是西欧大陆封建制的必然产物，毫无制约的权力与武力镇压是其特色，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是制约封建制下的各个封建领主绝对司法权的产物，其本质在于监督。而中国古代的帝制确保了对下级官吏包括审理案件的官员的监督，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面临的问题是对皇权的监督，而比附援引正是对皇权进行监督的措施。     

权利、权力关系演变的历史与现实

本文分别考察了私权利与公权力关系演化中的如下趋势:⑴英国贵族私权利与王权长期形成制衡关系;⑵中世纪欧洲大陆集市、城市里的自由民在三项公权力的夹缝中顽强生长出私权利;⑶1776～1936年西方国家政府权力撤离市场之后,以及重返市场之前,政治权力结构与市场独自发展的特殊性质。本文分析了农民、市民、公民之间的差异,并解释了“公民资本”存量的重要性。     

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会的制度建构与设计理念

在近代以来的基层权力结构与制度的嬗变与更替中,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会制度无疑是对中国基层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制度安排。尽管这一制度是在战时条件下形成的一个产物,但是中共在制度建构上坚持了制度建构的历史演绎与现实情境,在设计理念上紧紧围绕基层社会的具体实际和民主自治的价值理念,以基层参议会为载体,通过重塑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不仅培养了大批能够适应当时复杂形势的基层参议员群体,而且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基层社会权力主体的改造与重塑。     

城市文明:中世纪西欧法治文明的基石

对于欧洲的法治文明的研究是理论法学界蔚然成风的研究路径.当视角集中在西欧而时间定格在中世纪时,我们会发现最早的法治文明因时因地的在中世纪西欧出现了.并且,考察多元因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西欧城市文明发展模式和法治文明出现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市民社会”——西方法治产生的历史根源

西方法治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一直倍受关注,然而,究其原因,却意见纷呈,本文以为,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西欧中世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独特社会架构--"市民社会",具体表现为,城市管理为现代民主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城市契约开创了民主宪章的先声;市民阶级的形成滋生了现代法制的主体;市民阶级的争权运动确立了现代法律的权威;市民阶级的交往和本性加速了法律形式化的形成.     

政府与制度创新

在阐述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之作用的基础上 ,对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和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作了分析 ,指出 :“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 ,而形成这一创新结构的关键是对政府权力的适度、合理制约。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简析中世纪西欧二元政治观

二元政治观是中世纪西欧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它对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分散了权力、平衡了权力,使英国避免了专制王权的出现,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实行准备了条件。     

城市社区自治动力因素与制约因素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市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变和重建,是城市基层民主发展的制度选择。在此过程中,既存在着政府改革的引动力、社会发展的助动力、市民民主意识觉醒的主动力,以及农村基层民主成功的外动力等动力因素;也存在着政府各项改革的滞后与不完善、社区非政府组织发育不足、社区内辖区单位的漠不关心、社区自治组织体系涣散、社区居委会角色混乱和社区自治制度体系缺位等制约因素。     

践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在加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中，明确提出“防止利益冲突”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推动我国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举措。强调健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实际，借鉴国际社会制度防腐的经验，以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为基础，以加强廉政伦理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健全“三公”领域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突破口，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型制度为保障，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机融入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有效发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预防性和机制性作用。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城缘富裕村组织危机与出路——以广州市部分地区城缘富裕村为例

一些城缘富裕村在富裕起来之后,组织发生蜕变和退化,其社会分层结构、权力运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动向。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防止其把村民自治引入歧途。解决之道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微调。     

注意制度反腐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

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最根本途径,已经成为党内外的普遍共识。现实的悖论却是,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领域不断拓宽、成效不断显现的情况下,腐败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有些领域反而还出现了加重和蔓延的迹象。＂制度反腐＂进程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是解释这一悖论的关键。制度反腐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既源于一些价值、理念的偏差,又与反腐败制度体系本身的设计及其执行和运作有关。这些所谓倾向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制度虚置＂、＂制度短板＂、＂制度离散＂、＂制度冲突＂、＂制度盲区＂等五个方面。     

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在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社会转型与治理需求复杂化是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原有集体土地产权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治理结构双轨化、治理策略弹性化与治理资源多样化运作,城中村治理呈现如下格局:集体主导的村治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并存;综合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互动;正式治理资源与非正式治理资源互补。这种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本质上是城乡两种治理要素、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的结合与互动,对于避免基层治理体制僵化、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辩证看待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独特的体制资源优势。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嵌入式监督:探索权力监督有效实现新模式

纪检监察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环节。在监督范式转换、党纪法规调适、反腐倡廉要求和监督探索实践的共同驱动下,部分地区将嵌入性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权力监督领域,创新形成了“党的领导、权力制约、过程监督、信息沟通和制度规范”的嵌入式监督模式。这一模式借助理念嵌入、组织嵌入、技术嵌入和制度嵌入系统建构路径,形成了“权威性、精准化、全程性、常态化和制度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整体推进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嵌入式监督的实践深化还存在自主性、适应性和融入性困境。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还须提升角色定位能力、目标执行能力和融合监督能力,以此实现权力监督长效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刍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资金流入农村,大批项目在农村展开,农村＂村官＂腐败现象也开始呈现愈演愈烈态势,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阶段农村大量滋生的＂村官＂腐败现象,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腐败,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完善、监督制度缺失和法律法规缺陷等制度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防和治理新形势下的＂村官＂腐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绝不应机械照搬反腐败的传统经验做法,而是要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以完善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机制为核心,以有效推进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点,以制度法规体系建设为保障,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