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     

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信息协调研究

近年来，由于各种生态问题的频繁发生，生态治理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为全人类所关注。生态治理中由于理性人假设和财权、事权的下放导致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带来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成本扩大、政府信誉受到影响和引起政策上的冲突的风险；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是提高中央政府环境管理决策和执行力的 求，是政治民主化的 求，是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 求，也是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科学性的 求； 着力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沟通原则、合作原则、民主原则和责任机制、法制机制、监控机制；构建生态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信息协调的技术路径 着重从基础建设、政务公开、业务电子化几个方面进行。     

以机制打破机制：清单式治理的实现与优化路径

清单梳理与编制工作开展近二十年,中国正在形成以权力和责任清单为核心、以各类政务服务清单为精细化治理工具的清单式治理体系。就其“刀刃向内”的改革特征来说,清单式治理是一项周期长、体系复杂、需要各级政府不断协调配合的工作。在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过程中,如何有效发挥其制度性功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政府过程理论视角提出的“结构—过程—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将“机制”这一关键概念引入政府结构与运行过程的互动,能够从动力、规范和条件三个层面剖析清单工作执行中的梗阻。遵循“以机制打破机制”的逻辑,清单式治理的优化应当从基本原则和具体工作两方面展开,从而充分发挥这一体制机制创新在政府职责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地方治理视角下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对于行业协会与政府的互动的探讨,不仅为地方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提供经验。本文通过对行业协会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分析和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现状的分析,认为行会与地方政府之间有效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基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的河长制研究

河长制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制度,要突破对制度本身的简单认识以及对西方理论和模式的盲目迷恋,回归中国现实情境对其治理图景进行整体性认识。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两个维度对河长制进行整体性分析:河长制通过首长负责下的跨部门协作、自上而下的地方领导分级分段包干、上级行政协调下的跨行政区协作分别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以及跨地区治理力量的协调和整合。这种治理整合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它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契合了"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政治传统、内生于既有环保问责制、植根于部门分工的分散管理体制以及受制于分级负责的属地治理体制等。河长制在实现治理整合的同时,受制度环境的结构化制约,也面临着内卷化危机,包括部门碎片化重新生成、河长制的选择性执行以及地区分割难以消除等。未来,河长制应该基于中国现实情境和治理需要进行完善创新,包括推进河长制法制化、建立完善跨部门协作的程序性机制、建立完善自上而下的考核、激励及督察制度、积极吸纳体制外力量参与以及建立完善基于政治民主协商的流域利益补偿机制等。     

对中央-地方力量格局的再探讨——基于权力手段与权力类型的分析

中央-地方关系历来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研究都从“分权”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权力弱化，并将再集权作为加强中央控制力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论是在分权或是再集权下，地方主义导致中央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的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对中央权力弱化的原因做进一步挖掘。本文运用罗伯特·达尔的权力理论，指出“集权-分权”视角的缺陷在于将“权力基础”错误地当作买际权力，而要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同时，本文还结合迈克尔·曼关于强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的界定，以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认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以及这些“权力手段”会带来什么类型的权力。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政策网络的分析

网络是公共行政研究中分析治理概念的核心所在。治理的网络内涵意味着“治理”并非政府所独享,而是与其他组织形成一种政策网络,共同分担治理的责任。与地方政府相比,地方治理有着明显的改变,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在治理上的转变。当前许多地方治理是政策网络的形式,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相对于市场和科层体制而言的,但其自身也存在局限性,因此,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摒弃传统的科层制。     

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径特征的实证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核心一环。从地方政府政策文件视角,分析了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演进路径即动力机制、改革内容、结构框架等维度上呈现出的重要特征。动力机制上呈现出中央主导与地方跟进的特征,改革内容上表现为从单一平面向多元立体的路径特点,结构框架上呈现出由宏观到具体的改革轨迹。分析这些改革特征以及衍生的改革多维度不平衡的问题,包括行政审批与监管的关系格局、审批权力结构实质与程序之间的不平衡,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构政府层级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权力结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Comparing innovation strategies: Canada's Ocean Supercluster and Europe's Smart Specialisation initiatives

The Global Innovation Clusters’ Initiative (GIC) is an innovation program launched in Canada. This article aims to describe the policy, in particular its ke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the Europe's Smart Specialisation (S3) policy initiative, and critically explore the logic behind its inception.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although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actices are bespoke and context-specific, the need to increase coordination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and sectors of policy making is acknowledged to be important for achieving both innovation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bjectives.     

中国反贫困进程中的福利制度建构——基于“社会中国”的视角

中国政府为何在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同时,实施大规模的反贫困战略与行动?立足于这一战略追问,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回顾、比较早期中西福利制度建设中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与内涵的差异,提炼中国反贫困政策实践中的福利元素,以此理解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理念、政策与对象等几大困惑,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社会中国"视角下反贫困机制的福利制度建设框架。研究认为:(1)中国的反贫困政策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福利元素,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理念、全民参与的政策特征、每家每户的对象特征;(2)从"社会中国"的福利框架对反贫困政策的实践进行理论整合,可以建构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的福利理念、具有整合性的跨越地域与身份差别的社会福利体系、以无差别的社会公民身份为识别对象的社会福利建设模式。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时代特征、逻辑进路与批判性建构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呈现出典型的功能双重性、价值多重性和技术非均衡性时代特征并呈现出体系化趋向。民生政治、制度创新、解构并重构固化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价值导向、技术导向和目标导向,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进路。体制性传递与“泛政策化”、选择性供给与失真性执行、政策供给与制度创新的弱耦合性,是当前农村公共政策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带来的政策泡沫和信任危机降低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引发潜在的政治认同危机;涉农政策“打架”现象根源于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机制失调,导致制度性成本增加;制度创新热衷于制造概念并引致制度空转现象背离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要求。推动农村公共政策供给侧改革,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政策社会监督体系,优化农村公共政策内部考核评估体系,是新时代优化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基本策略。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分化的重大现象、突出症结与破解思路

当前中国经济表现出南北区域板块、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对中国仍然处于特定的“投资增长驱动发展模式”的基础性作用认识不够,对制造业部门的高质量投资对提升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决定性作用认知不够;政府一味依赖的土地财政以及诱发的高房价、高房租和房地产泡沫,既对以制造业为主的旧动能国际竞争力造成了挤出效应,也对新动能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难以忽略的阻碍效应甚至抑制效应;针对困扰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困局推出的各种金融政策举措,非但没有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的制度扭曲性融资约束难题,反而导致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难度提升,这已成为影响和阻碍中国新动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需要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形成动因以及机制体制障碍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革突破口和具体政策建议。     

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路径研究——基于新加坡社会管理经验的思考与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正在从政策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现实要求政策实施者更多地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管理经验。新加坡社会管理涵盖发展和依靠社会组织;加强社区民主自治;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加强政社互动等宝贵经验。基于上述经验,本文就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可能的路径选择。     

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价值评析——以国际私法为视角

我国外商投资政策主要体现为2001年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2007年的《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2010年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通过一宗典型涉澳案例导引出我国对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反思,继而对三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加以比较,并以稀土产业和机械工业为例分析了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意义.最后,从国际私法角度审视了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的价值.     

中西方语境下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研究综述——基于公民道德权利视角

起源于西方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以研究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服从之间的关系为对象,至今仍是西方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民不服从理论愈加关注。公民的道德权利是证明公民不服从正当性的核心依据,对公民不服从的道德权利证明在中西方语境下体现为不同的内在逻辑。德沃金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出发论证道德原则是法律的基础;罗尔斯从契约论角度主张公民不服从是公民提出申诉的一项道德权利;国内学者则偏重于从公民作为个体的道德感培养引申出公民的道德权利,并指出公民不服从理论可以促进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法治理念的变革。     

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年来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研究出现了三个明显趋势:1、理论研究上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探讨政策网络为什么产生、为什么改变和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深层理论问题;2、实践问题上重点探讨了政策网络的管理问题,包括政府间网络的管理问题;3、重视政策网络与政策执行效果关系研究.     

浅析方流芳的法学教育思想

对方流芳教授4篇重要的关于法学家教育的文章进行两方面分析：其一,从法学教育本身的观点入手得出这么一个观点,即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失败;其二,从研究法学教育的方法入手也得出一个结论,即从法学教育外部,也即在中国语境下从法律职业视角思考法学教育,才能更深刻地反思中国法学教育。     

浅析斯大林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启示

本文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探讨斯大林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启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要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处理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