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行政生态，促生了新的改革需要和动力，也预示新的改革方向。P．登力维等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的核心理念体现为重新整合、基于需求的整体主义以及数字化变革等；它是技术理性观、整体人权利观双重变奏之产物；是行政过程内在的管理特性与政治特性交互影响的结晶。就其本质而言，数字时代治理是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整体性政府”理念的再阐释。为了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需要以行政改革的复合视角（包括观念与伦理、体制与流程、结构与功能、技术与制度、政策与机制视角）为标杆，对其制度化方案予以分析。     

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与发展面向——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改革为例

以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推进高效率行政组织体系建立,是适应数字政府建设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文章基于扁平化组织理论,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实践为例,考察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扁平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县域治理体系,推进了县域治理结构、体制、机制、价值等全方位变革,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局限,具有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政府组织模式转型的双重作用。尽管龙港市全面取消了乡镇（街道）层级,但依然存在扁平化改革不彻底、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需要坚持数字赋能、多元共治、为民服务与行政赋权等目标导向。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实践、问题与路径

"省管县"改革、大部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乡镇体制改革是目前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形式。各地推行的行政体制改革缺乏统一目标和部署,改革未纳入法治轨道,改革措施缺乏针对性,导致对解决现行行政体制弊端的意义不大。建立公众导向型行政体制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将改革纳入法治轨道,出台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法,明确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推进者、实施程序及改革内容。     

顶层设计下的政府机构编制资源优化管理研究

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体系改革核心,机构编制资源优化管理应该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政府机构编制资源的优化管理就是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的政府间实现编制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在我国现行的政府体制下,条块分割和部门利益等因素难以实现编制资源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实现优化配置,制约了政府职能配置理念的实现。在有限机构编制资源实现优化配置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机构编制优化管理的推进应该在政府职能顶层设计的背景下进行,然后以顶层设计为主线,从机构编制资源管理的保障机制、推动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三个方面推进机构编制资源优化管理的实现。     

政府公务员行政执法行为的人本化研究

政府公务员行政执法的人本化是行政文明的重要体现。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WTO的成员,“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方略和促进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学理论的发展等都要求政府公务员行政执法行为的人本化。对此,国内外学者都有理论阐释,我们主要应从行政理念、行政法规和行政行为等方面着手,推动政府公务员行政执法行为的人本化。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认真总结 积极推进——浦东新区探索“大部门制”改革的思考及建议

开发开放20年来，浦东新区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一直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探索建立了初步具有“大部门制”特征的行政体制架构，为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但在探索实践中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认真总结和深入思考，以利于“大部门制”改革的积极推进。     

大部制前景下中国中央政府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研究

当前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大部门体制成为改革方向.在新的体制下,如何实现政府部门的高效协调运转,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已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紧密结合世界公共管理的趋势和当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形势要求,着重阐述了健全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的重要意义,并对我国现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进行分析,在借鉴西方国家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我国中央政府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的可行性途径.     

探索行政综合执法的新路子

行政综合执法是指一个行政机关（或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集中行使有关几个行政机关的行政检查权和行政处罚权的一种行政执法制度。探索行政综合执法制度是改革现行行政执法体制、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实行综合执法能有效地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政府机构的改革和依法行政。本文试就实行行政综合执法的必要性、可行性等有关理论问题以及行政综合执法在深圳的实践作一粗浅探讨。一、综合执法是改革现行行政执法体制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立法步伐的加快，城市行政管理的门类不断细化和增多，现行的行政执法体制显露…     

矿业权转让登记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以一个矿业权登记纠纷为例

由于矿业权的“一体两面”性,使得法院嘱托矿业权登记出现困难,本文拟从矿业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不同特点来分析这一困难的起因,进而提出两个解决方案:改良型方案为法院审理矿业权案件时引入国土资源部门专家建议,使判决得到配合执行;改革性建议为对“一体两面”矿业权进行剥离,使其分解为属于财产权的矿业权和属于行政许可的“勘查许可”、“采矿许可”.使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便捷法院嘱托矿业权登记的执行.     

广东省行政体制改革40年的主要做法、经验总结和改革展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广东省通过不断优化政府职能、政府组织机构、政府管理层级、行政执法体制和市场监管体制,大力建设服务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数字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的背后可以总结出坚持问题导向、"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开展试点、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重要目的、不断理顺"党政"关系、坚持法治原则、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改革经验。下一步有望在党政机构的进一步优化整合、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公共管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形成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科学技术融入公共服务更加人性化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指向

第一是体现了对改革系统性的追求。首先就改革目标理念来说，这次明确提出要将政府建设成为“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是在2003年政府改革理念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将对今天以至于今后的行政改革发挥统领和指导作用。其次就体制机构改革来说，围绕“转变职能，理顺关系，     

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

各级政府间财权、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突出问题,即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财力分配中"内外不清";政府间事权划分缺乏制度规范,事权范围划分随意性大;事权与财权、财力之间没有建立起刚性互动机制;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清;转移支付体系总体设计不尽规范,监管力度不足,出现异化倾向;权力配置上存在头重脚轻,财权、财力划分上存在头轻脚重等现象。建立健全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应处理好五个关系:正确处理事权与财权的关系,坚持以事权定财权;正确处理事权与财力的关系,坚持以事定支的原则;正确处理财权与财力的关系,坚持财权划分为基础、财力转移为辅助的原则;正确处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权关系,坚持适度分权的原则;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具体的举措是: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事权关系,为建立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奠定基础;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税种,适当扩大地方税权,增强地方财力;根据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适度采取差异性的财税政策;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规范转移支付行为;加快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缩减政府财政级次;完善《预算法》,保证财权、财力与事权匹配的可预期性。     

完善城市综合行政执法

温家宝总理9月4日指出:“……加大行政综合执法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工作,坚决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甚至执法违法等现象。”综合行政执法,是行政执法方式的一次新整合,也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项改革举措。综合执法是将各个不同属性、不同种类的行政专业执法队伍组合在一起的执法,是提高执法效能的必然趋势。综合行政执法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完善行政管理机制的有效载体。是为解决多头执法,执法扰民,执法不公等现象的举措,综合行政执法是很有必要的。     

2006年我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10大重点

1．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按照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理顺市和区县的事权财权及管理体制。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发挥市和区县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的作用，提高行政效能。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建立并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逐步建立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异化及其消解

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以金钱裁度人的时间,通过训化和褫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来实现价值增值。数字时代下,资本主义联袂数字技术对时间的蚕食漫溢于有酬劳动之外,开拓了数字“虚体”无酬劳动这块殖民新地。虚拟数字用户以网络“休闲时间”状貌表征出来的数据信息“生产时间”被数字资本家零边际成本地“殖民掠夺”,人的时间遭受更为隐蔽的布控和侵占,造成了时间异化的新样态。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异化突出表现为时间感知力被麻痹的“时间无知”、睡眠时间被收编的“无眠体制”、时间节奏被加快的“加速体制”这三重面向。对此,需要纠偏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消除时间异化根源;培养数字化主体的批判意识,识破时间自由幻象;倡导健康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实现时间合理分配,从而真正使时间成为人类自由进步的发展空间。     

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存在问题及对策思考

政府间事权划分,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财政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正视的一个理论与现实问题。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加之特殊的行政构架,政府间事权划分存在一定问题。完善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理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精简财政层级,理顺政府间关系是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

“大部制”改革是中央确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目前，国务院已经在“大部制”改革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     

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对策

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影响全局,带动各方的关键性作用.优化政府结构,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需要在不同的改革阶段制定出相应的改革对策,即系统制定改革前导期预制的应用型对策,改革推进期量制的结构型对策,改革深入期特制的攻坚型对策,改革完善期定制的调谐型对策.如创建“行大略—破小题”、“施简策—化繁题”、“择易术—解难题”等创新型攻坚对策和一系列配套改革对策.大部门的数量规模最终应设计控制在20个左右.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组织结构设计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对政府机构设置的一般要求、行业属性与部门特征的类同程度、发展战略与重点布控的协和关系进行整合优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架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