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必须强化行政道德观念

行政道德是行政人员履行职责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作为行政道德灵魂的行政道德观念端正与否，决定了行政的正负效应。为此，须在道德认识上、道德信念上和道德意志上强化道德观念。     

行政主体论的中国变迁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上的基础概念之一，我国从大陆法系行政法学引入了这一概念，却在不同时期在内涵和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国家法人说自清末传入我国，逐渐成为民国时期的通说。国家是法人，行政主体是国家法人在行政上的表现，行政机关是国家的机关，没有人格。但进入新中国之后，作为整体的国家法人或行政主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即便行政主体在1980年代末再次被引入，也只是行政机关能成为行政主体，国家、省、市、乡等再也没有成为行政主体。理论上对这种机关的行政主体化多有批评，但那种将行政主体与分权、组织法建设关联起来的做法，亦属不必。我们应在法学国家观的指导下恢复行政主体的本来面目，确立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可以在行政主体内部承认机关人格。     

对行政裁决的司法变更权应属谁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的授权，以中间人的身份，依照一定的程序，裁决平等主体之间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争议的行政行为，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裁决、对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等。行政裁决尽管是行政主体（包括一般行政机关和专门行政机构）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却以裁决对象上的民事性与其它具体行政行为相区别。且又正因为行政裁决是具体行政行为，故又以裁决范围上的授权性和处理结果的非终局性与民事司法行为相区别。行政裁决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对由于行政裁决引起的行政案件进行审理时需采取与审理其他行政案件相…     

论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关系

从社会转型这一视角看，中国当代行政法律关系已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原因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我国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地位的重要变化，形成了相互关系上的许多转变；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转变职能，传统的行政关系得到根本性改变；由改革所带来的行政活动方式的变化也促成一系列与行政活动有关的社会关系的变动。行政关系的变动决定了行政法律关系在种类和运行方式上均有所变化。中国当代行政法律关系已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有了多样化的形式，具体包括：第一，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直接的管理关系；第二，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间接的宏观调控关系；第三，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服务关系；第四，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关系；第五，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指导关系；第六，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赔偿关系；第七，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监督行政关系。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而要求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并概括行政法律关系的诸项特征，这些特征应当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恒定性与多样性；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对应但不对等性；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力和权利运行的有限性；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性等     

行政垄断的本质及其救济——由“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所引发的思考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第一起案件是以国家质检总局为被告的行政垄断案。尽管该案被一审法院拒绝受理，但该案对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案中，国家质检总局以监管产品质量为名所进行的一系列干预市场的行为，仅有组织法上的依据而无行为法上的授权，违反了依法行政原则，构成行政垄断行为。而行政垄断的本质是行政违法行为，属于行政法规制的范围，因此，行政相对人或利益相关者可依据行政法的规定进行救济。     

论行政的演变及其对行政法的影响

“行政”可以在多种层面上使用，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行政可以分为事实概念上的行政和价值概念上的行政。前者指的是对已然存在于社会中的现实的映射，是行政的社会实践形态，可称为行政形态；后者则是学者们对“行政”的界定或构想，应然性和主观意识性较强。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行政形态和解析行政概念，阐明行政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进而对行政法的发展方向作出一些预测和建议。...     

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

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是行政立法行为，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学术界应当对此进行重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是相对而言的，二者均是行政管理的手段之一，在本质上具有共性。不应以抽象行政行为已经有了其它监督形式而排斥司法审查。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是实现行政法治和当前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是实现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相互衔接的法制统一性要求     

行政垄断法律规制渠道的复位——一个反垄断法误区的澄清

本文从反垄断法的产生历史出发，揭示了其规制对象的特定性，指出行政垄断应由行政法而非反垄断法进行规制。但目前的行政法规制渠道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显得极为不畅，从而无法胜任对行政垄断的规制，这便在客观上造成了竞争法规制手段的介入。但竞争法的规制在本质上是一种错位规制，它必将造成一系列不利后果，因此应对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渠道进行复位，通过完善有关的行政法律制度来规制行政垄断。     

试论行政不作为的界定及其构成要件

如何界定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大体有四种主张：程序说主张，应从行政程序方面区分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只要行政主体作出了一系列的实质性程序行为，即表现出积极的作为状态，无论该行为在实质内容上反映的是‘为’或‘不为’，都应该是行政作为，反之就是不作为。因此，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作为的法定义务，并有作为的     

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完善

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损害，可以通过行政赔偿来弥补，对于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则通过行政补偿来解决。尽管许多法律条文中出现了“由行政机关给予补偿”的术语，正如行政赔偿不等于国家赔偿一样，行政机关给予补偿不等于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指行政机关基于合法的目的行使权力，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特别损害，依法给予合理补偿的制度。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造成的侵害，不是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不属于行政补偿。(2)只要行政主体合法目的的行为造成的损害就必须给予行政补偿，而不限于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3)受损害的不仅是财产，还包括具有财产上的权益。     

试论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新型分类方式，客观上实现了对国家职能转变后所出现的行为形式的归纳概括，为与传统的强制性的行政行为相区别，本文试从证明标准和具体规则上进行了探索，推动对此类行为的法治化。     

基层政府行政现状与改革困境

伴随着中央政府的行政改革，基层政府的行政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但是，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特点不同，基层政府很大程度上在上级政府的压力之下行政，可以称之为压力型行政。这种压力型行政导致行政改革在改革的价值取向、改革目标和改革内容上都遭遇矛盾的地方，改革也因此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在认清矛盾的基础之上，寻找办法平衡矛盾，才能进一步有效推进基层政府行政改革。     

《立法法》——规范行政立法的有力保障

一、我国行政立法的存在及其性质 《立法法》是关于国家立法制度的重要法律，其目标是规范立法活动。行政立法被列入其调整范围的前提是行政立法是一个立法行为，这涉及行政立法的性质问题！ 虽然，我国１９８２年宪法，承认了行政立法的现象，并在立法体制上明确了所具有的立法地位，但关于行政立法的性质，学者仍存在不同看法。第一种，可以说是主流的，即将行政立法行为划归行政行为范畴，称之为抽象行政行为或行政规范行为，国家大多数教材及行政行为专著都持此观点。但必须指出，这种“抽象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也包…     

日本行政执行制度研究

一、引言 为了实现多元化的行政目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均在强调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下，确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执行制度。根据各个行政领域的不同特点以及多元的行政目的，有时直接以法律的形式，有时通过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依法律作出行政行为的方式，对私人课以行政法上的义务，并赋予一定的法律效果。若负有行政法上义务的私人能够自觉自愿地履行相关义务，则行政目的可较为顺利且圆满地得以实现。若负有……     

现代化背景下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思路

现代化进程对政府行政提出了新的伦理要求，以德行政是政府确保行政合法性和提高现代化建设能力的要求，也是道德现代化的必然取向。巩固和发展民主政治是建立社会主义行政伦理规范的根本目标，行政伦理建设必须以适应和推进现代化进程、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目标，同时，从一定程度上说，行政伦理的目标就是行政信用的打造。现代化背景下的行政伦理的建设思路应当体现行政活动主体和行政制度两个基本内容。     

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比较与借鉴

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在行政程序法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统率作用，指导着具体原则和制度的构建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回顾与比较，总结了它们在形式上、价值取向上的异同及其对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借鉴意义。我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应当采取直接式，以公平原则为价值导向，吸收实体原则、私法原则，从而建立起包括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公开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内的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     

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

《行政诉讼法》设专章规定了行政侵权赔偿责任，涉及行政侵权的主体、内容、责任原则等方面。《国家赔偿法》进一步对行政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赔偿范围，赔偿的方式、标准，请求赔偿程序乃至赔偿经费的来源等具体问题作了规定，完善了行政赔偿制度。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其违法行为表现形式，可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形。对于作为的行为造成损害，在赔偿责任的承担上，立法规定得比较明确。而行政不作为侵权造成损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在立法上不甚明确。在司法实践中，确认行政不…     

对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的思考

在行政立法大量涌现的今天，听证作为程序正义的体现，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西方国家在行政立法听证上已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而在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建设起步晚、发展还不完善。因此，需要在正确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发展行政立法听证制度，保障行政立法的民主性与合法性。     

重新认识行政指导的本质以解决其救济问题

无论在司法实践或行政法学理论界，行政指导的救济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原因在于将行政指导从本质上认为是一种非强制手段，不具权力性，不直接涉及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在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不产生法律关系，不受司法审查，只受上级机关的监督。这样就导致相对方因接受行政指导而遭受不利时无法从任何渠道获得救济，严重违背了行政法治原则。要为接受指导的相对方提供救济手段，必须从本质上重新认识行政指导。 首先，行政指导的目的仍是推行行政权力，实现行政管理。不能把权力等同于强制，强制只是推行权力的一种手段。行政指导的作出以及…     

我国行政法治化迟滞的精神探源及现实出路

在当前依法治国渐成社会发展宏伟战略的历史大潮之时，行政法治作为依法治国这一系统工程的关键性环节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法律，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的行政治治化。然而，中国的行政法治化进程必然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人性测度观念以及现今制度资源的基础之上，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特别是中国当前社会主体精神层面的某些错误观念，从根本上制约着行政法治化的进程，导致当前行政法治化表面上虽然热热闹闹，一系列新型行政法律制度逐渐萌芽，而实质上即在人们的观念上仍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