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为什么在湄公河流域已经存在数十个国际合作机制的情况下,还要建立澜湄合作(LMC)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湄公河流域大国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宏观背景因素,而较少关注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即澜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究竟"新在何处"。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等既有国际机制相比,澜湄合作机制具有两大新的制度特征:一是议题范围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议题外,还增加了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水资源合作等新议题;二是集中程度更高,与之前合作机制主要由"职能部门引领"以及"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际秘书处的做法不同,澜湄合作机制采取了"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机制运行模式,并逐步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通过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模型,本文考察了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并以此解释了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的形成原因。     

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澜湄合作六年以来,中国与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越南五国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精神,深化睦邻友好,拓展务实合作,提升民众福祉,共抗疫情冲击,不仅为促进南南合作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而且有力促进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步伐。随着澜湄合作步入“金色五年”新阶段,如何在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守正创新,进一步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已成为澜湄合作各方所关切的重要议题。     

政治、行政与技术视角下跨国水环境保护——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跨国水环境保护利用不仅涉及水环境保护,还涉及国家主权与利益,因此存在着较大的困难。文章从政治、行政和技术视角出发考察跨国水环境保护,分析澜沧江-湄公河水环境保护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并尝试建立促进澜湄合作的多维对话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联合执法机制。     

整体与个体:东南亚湄公河五国发展与东盟一体化

在过去20多年历史进程中,湄公河五国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次区域合作的典范。作为一个整体,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诸多成就。随着在安全合作领域的快速升级、内外部经济和贸易互动的增强、与中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支持域外国家在湄公河五国的力量存在,湄公河五国在东南亚甚至亚太地区的话语权逐步增加、影响力不断提升。东盟一体化和湄公河五国发展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湄公河五国的发展有利于缩小东盟新老成员国在发展上的差距,并推动东盟一体化建设。要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应该点面结合,在注重国家治理的同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发展多元合作关系,拓宽中国的外交视野;加强与不同国家合作机制建设的力度,为中国外交搭建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框架。     

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落户昆明的实践探索

大力吸引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不但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更能推动东道主城市全方位发展。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作为澜湄流域第一个执法安全类政府间国际组织落户昆明,可从多方面助力云南发展。针对当前地方政府对国际组织总部管理经验不足和服务保障滞后等制约因素,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河流法律人格在澜湄合作跨界水资源治理中的适用

赋予河流法律人格主要来源于民法的法律人格理论、环境伦理学的生态中心主义以及监护制度中的国家亲权理论。目前国际上已经有多个相关实践，其中以新西兰所创设的河流治理模式最为完善。河流法律人格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内涵上有着一致性，这也使得河流法律人格具备广泛适用的可能。水资源治理是澜湄合作优先领域之一，河流法律人格有利于平衡沿岸国在水资源治理上的冲突，通过承认并保护流域各国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赋予澜湄合作机制以法律人格、扩大参与治理的主体、明确河流的核心利益和人类的义务，可以为澜湄合作水资源治理提供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     

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应对

湄公河案件发生之后,中老缅泰四国举行了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先后通过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纪要》和《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两份重要的国际文件,正式提出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然而,这两份国际法律文件无论在各国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还是机构设置方面都没有详尽的规定。中国应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中老缅泰湄公河安全合作形势探析

中老缅泰湄公河安全合作机制是一新生事物,已经引起了四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并纷纷加大了对湄公河区域的战略投入.在四国安全合作机制中各方关注的利益重点各不相同.未来湄公河“金三角”流域一带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四国安全合作机制有待完善.     

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意义及对策措施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5个重点领域之一。广西加入次区域合作体现了国家的战略意图,意义重大。广西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新参与方,需要加强学习和研究,以重点项目带动,开展多领域合作,努力使广西参与次区域合作产生实质性效果。     

打造“后疫情时代”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国际合作新模式

中国与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国际合作及其他相关领域合作历史源远流长,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及国家间刑事司法制度差异等的影响,尤其受近期新冠疫情的全方位辐射,区域国际合作实践问题凸显。文章旨在通过对“后疫情时代”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禁毒合作的现状评估,客观分析当前合作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打造针对次区域国际禁毒合作新模式提出的相关构想。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由来、机制及问题

美苏冷战结构是战后西欧开启政治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动因 ,而 90年代初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确立则是这一进程逐渐发展的结果。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支柱无论在机制上还是在效率上与 70年代初建立的欧洲政治合作机制比较起来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进展 ,但政府间主义仍然是其基本性质。目前的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支柱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中两个重要问题是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其运作机制本身的制度缺陷。     

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多层治理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伴随大湄公河(澜沧江—湄公河的统称)次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国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相关国家围绕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问题产生了一些争议。尽管目前该流域存在不同形式、不同层面、不同行为体参与的合作机制,但由于跨国水资源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现有机制无法有效解决本地区的水资源安全问题。本文引入多层治理概念,探讨次区域建立新的治理模式的可行性。中国作为上游大国,应积极推动新的多层治理机制的建设,尤其是推动建立覆盖全流域的水资源合作机制,促进次区域水资源安全的善治,实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中国与亚美尼亚警务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亚美尼亚共和国与中国均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差异较大,亚美尼亚地处重要的地缘环境,也是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武装暴力事件的多发地区,长期受到大国的政治因素影响。中国与亚美尼亚共和国合作程度较浅,警务合作机制建设相对落后,两国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促进两国政治、经济、能源、文化等方面合作,应建立长期有效的警务合作,有利于国家的安全稳定。两国之间应增加国家间的信任,恪守原则,互助互信,积极开展国际警务合作,加强警务建设,共建国家安全环境,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机制,务实合作发展。     

从湄公河惨案的侦破谈国际侦查协作

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合力建设安全执法机制体现了各国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的美好期望,湄公河惨案的侦破展示了国际侦查协作的优势。在共同协议和安全联合执法的框架下,加大了湄公河流域国际侦查协作建设力度,推进了情报交流、联合巡逻、治安管理、重案共侦、资源支持等五大机制的建设,并将流域各国的合作推向更深层面。     

论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的现状及广西参与合作的意义

澜沦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十余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就成,次区域各国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在交通设施、能源与水力、投资与贸易等等方面开展了开发合作.广西以其独特的地缘区位优势,将在我国参与大湄公河流域的合作开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次区域合作执行机制的构建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式。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设目标是,把大湄公河次区域建设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先行先试的自由贸易区。但是,在次区域的法律框架内,没有执行机制,呈现制度性体制性缺陷。执行机制是次区域各国实现合作的必要条件和保障,没有具体和制度性的执行机制,势必影响次区域合作目标的顺利实现。弥补体制性缺陷,构建简便、灵活、有效、易于操作的初级执行机制,逐步推动初级执行机制的成熟并向正式机制的过渡,是现实条件约束下的最佳选择。     

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反恐合作的诉求分析

上海合作组织既是反恐的平台,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司法、外交关系发展的载体。地区安全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聚集一堂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合作组织中的成员国——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大业尚未完成,两国带着各自的诉求走进了该组织,从两国开展反恐合作的初衷、目的看,推进两国警务部门的务实合作应该是必然的选择。其中,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诉求包括:地缘政治和经济能源的安全,边境秩序的维护与违法犯罪的刑事打击;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诉求主要是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     

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安排

随着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启动,东亚国家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目前,东亚合作机制被称为10 3合作机制,它包括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的定期首脑会议、东盟分别与这三国的首脑会议、中日韩三国合作、东亚13国的各种部长级会议、湄公河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多边合作安排、以及第二轨道的活动。东亚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东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开展合作的平台。东亚合作的日益深化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提升,促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论国际联合执法——以湄公河惨案引发的刑事司法协作为例

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以此案的侦破为契机,组建湄公河航道联合巡逻执法队伍,至今已开展九次联合巡逻执法,执法效果显著。但联合执法仍然面临着司法制度的差异、巡逻执法机制的缺陷、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主客观困境。全面维护湄公河航道的安全,需要加紧制定和完善联合执法队伍在执法权限、司法协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扩展联合执法的广度及加深联合执法的深度,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和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