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应对

湄公河案件发生之后,中老缅泰四国举行了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先后通过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纪要》和《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两份重要的国际文件,正式提出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然而,这两份国际法律文件无论在各国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还是机构设置方面都没有详尽的规定。中国应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从湄公河惨案的侦破谈国际侦查协作

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合力建设安全执法机制体现了各国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的美好期望,湄公河惨案的侦破展示了国际侦查协作的优势。在共同协议和安全联合执法的框架下,加大了湄公河流域国际侦查协作建设力度,推进了情报交流、联合巡逻、治安管理、重案共侦、资源支持等五大机制的建设,并将流域各国的合作推向更深层面。     

中老缅泰湄公河安全合作发展应对

虽然中老缅泰四国安全合作机制刚刚建立,尚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但总的看来,四国安全合作具有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良好势头。应让老缅泰明白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意愿,注重营造四国共同利益,以经济合作促进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以机制建设固化四国合作模式,同时要注意处理好与美、日、印等域外大国的关系。     

论国际联合执法——以湄公河惨案引发的刑事司法协作为例

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老缅泰四国以此案的侦破为契机,组建湄公河航道联合巡逻执法队伍,至今已开展九次联合巡逻执法,执法效果显著。但联合执法仍然面临着司法制度的差异、巡逻执法机制的缺陷、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地理环境等主客观困境。全面维护湄公河航道的安全,需要加紧制定和完善联合执法队伍在执法权限、司法协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扩展联合执法的广度及加深联合执法的深度,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和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与合作。     

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为什么在湄公河流域已经存在数十个国际合作机制的情况下,还要建立澜湄合作(LMC)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湄公河流域大国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宏观背景因素,而较少关注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即澜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究竟"新在何处"。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等既有国际机制相比,澜湄合作机制具有两大新的制度特征:一是议题范围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议题外,还增加了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水资源合作等新议题;二是集中程度更高,与之前合作机制主要由"职能部门引领"以及"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际秘书处的做法不同,澜湄合作机制采取了"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机制运行模式,并逐步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通过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模型,本文考察了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并以此解释了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的形成原因。     

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

湄公河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战场。近年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欧盟等区域外大国和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积极参与，使得大国利益在该地区交汇重叠，相互竞争、博弈的局面在该地区激烈上演，呈现出合作“机制拥堵”的局面。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湄公河地区的现实需求，不仅保障力度不够，且各机制之间彼此牵制，反而妨碍了该地区开展更加深入的开发合作，这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并非幸事。如何协调各大国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利益与重大关切，真正考虑湄公河国家的利益诉求，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维护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促进本地区繁荣，成为中国深化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中国可加强与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话和协调，以政治互信促安全合作，以安全合作促地区稳定，从而减轻区域外大国的掣肘。同时，中国也要站在更高和长远的立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在湄公河地区的战略目标，避免对抗，坚持良性竞争。     

澜湄合作机制中政治安全的内涵及支柱作用探析

在中国和湄公河五国的共同努力下,澜湄合作进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明确把政治安全作为三大合作支柱之首。作为一个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导向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政治安全重要性的凸显无疑是澜湄合作机制中的一大亮点。正确理解其政治安全的内涵,需要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范畴进行解读。同时,政治安全支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各成员国都不是被动接受这一支柱,而是由于共同的需要达成了共识。在中国与湄公河五国继续推进澜湄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把握政治安全在其中所起的支柱性作用,努力为构建澜湄命运共同体、实现地区合作共赢创立良好环境。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涉枪违法犯罪治理研究：样态 机理与逻辑——基于澜湄执法中心2022年“靖枪行动”的视角

当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局面波谲云诡,流域内涉枪违法犯罪“暗流涌动”,部分国家和地区走私贩运枪支、弹药违法犯罪依然高位运行,严重威胁我国边境安全和海外利益,值得高度关注。基于2022年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靖枪行动”的分析视角,聚焦流域内涉枪违法犯罪的生存样态与发生机理的“二元”分析,从“合作基础、技术保障、行动逻辑、制度规制、价值目标”五个维度提出治理逻辑和路径,期冀为进一步遏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涉枪违法犯罪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多层治理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伴随大湄公河(澜沧江—湄公河的统称)次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国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相关国家围绕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问题产生了一些争议。尽管目前该流域存在不同形式、不同层面、不同行为体参与的合作机制,但由于跨国水资源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现有机制无法有效解决本地区的水资源安全问题。本文引入多层治理概念,探讨次区域建立新的治理模式的可行性。中国作为上游大国,应积极推动新的多层治理机制的建设,尤其是推动建立覆盖全流域的水资源合作机制,促进次区域水资源安全的善治,实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整体与个体:东南亚湄公河五国发展与东盟一体化

在过去20多年历史进程中,湄公河五国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次区域合作的典范。作为一个整体,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诸多成就。随着在安全合作领域的快速升级、内外部经济和贸易互动的增强、与中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支持域外国家在湄公河五国的力量存在,湄公河五国在东南亚甚至亚太地区的话语权逐步增加、影响力不断提升。东盟一体化和湄公河五国发展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湄公河五国的发展有利于缩小东盟新老成员国在发展上的差距,并推动东盟一体化建设。要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应该点面结合,在注重国家治理的同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发展多元合作关系,拓宽中国的外交视野;加强与不同国家合作机制建设的力度,为中国外交搭建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框架。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若干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 ,党建理论界就如何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价值观、市场经济及其首长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市场经济与腐败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如党性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民主集中制与首长负责制等的关系问题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科学解答 ,研究视角也需要进一步转换和开阔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