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与“建设和谐世界”理念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全球治理"与"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异同,研究探索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一、两者都是对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当代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反应,并且都否定强权政治;二、"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融入当代国际体系、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国际事务新理念,同时也与"全球治理"有一定的契合;三、由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理论,又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相关,且强调传统中华文化的"和为贵"的理念,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四、"建设和谐世界"比"全球治理"理念更具包容性,因此建设和谐世界不仅能参与"全球治理",而且能超越全球治理。     

国际治理的中国元素：治理理念与行为模式

国际格局力量的分化与组合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显著特征,权力、机制与理念是观察当今国际局势的三个关键维度。中国基于变化的国际情势和自身国情,坚持和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基于责任意识、合作精神、共赢思维、和谐理念的国际治理理念,以推动国际治理的良好开展。同时,中国参与国际治理时要在制定国际治理理念、平衡国内外社会各方面利益及处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     

试析全球治理中的理念差异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解决全球性问题超出单一国家的能力范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治理模式的构成及对治理的有效性形成制约。在对权力至上、制度至上和层级划分治理理念的差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机制和手段方面考察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可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逻辑

近年来,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困扰着世界。全球治理赤字主要源于现有治理范式的困境,建立在工具理性和霸权护持基础上的旧范式使得全球治理呈现效果不彰的状态。新兴国家逐渐走近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心将有助于全球治理范式的变革并为新型全球治理的路径探索注入活力。中国是全球治理转型中的重要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思想指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中国的全球治理需要坚持"全球共生主义"和"全球伙伴关系"的双重推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实践样板。"一带一路"将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和机制绩效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层面助力新型全球治理的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将为全球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中国方案。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成就与挑战——兼论中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新兴国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合作机制雏形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新兴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国际格局尚未改变,受制于现有大国;新兴国家间差异大,磋商机制效力不足;各国经济存在短板,制约着其治理作用的发挥。作为新兴国家群体的一员,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新兴国家内部合作,并与西方传统大国积极协调,构建合理、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优化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议题、机制及行动层面不断发力，主动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多样化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存在着“发展和安全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发展治理与安全治理的议题设置不平衡、机制协同不到位、行动配合不充分。中国需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具体可从以下路径入手：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平衡议题设置；创新合作模式，推动治理机制间协调互补；优化治理思维，推进互动治理和联动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发生改变,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善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实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民主化法制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的重要举措。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时代的机遇与方向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大国合作势头消退、多元主体协同缺失、治理对象模糊不清和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等多方面制约。这种制约将长期存在,各种全球性议题的治理恐将面临较大困境。这种情况既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挑战,同时也是难得的战略机遇。在未来3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应全面摸清全球治理体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合理确定战略目标,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为本国复兴目标服务,力争实现中国自身复兴与全球治理体系演进两个进程相互促进。     

论治理变革中的公民参与及责任体系建构

自20世纪末在中国兴起的治理变革已使公民参与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从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影响入手 ,分析了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的特点变化 ,并对公民参与责任体系的建构进行了探讨。     

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角色

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全球安全治理失衡，全球安全架构松动，全球安全形势极为严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发挥大国担当，不断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变革与完善，提出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同时，全球安全倡议也极富理论创新，也即以共同安全取代零和安全、以综合安全超越传统安全、以差异安全取代同质安全和以合作安全超越联盟安全。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国是安全观念的引领者、热点问题的斡旋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一是维护联合国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二是劝和促谈，探索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三是多措并举，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四是对话协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也面临安全理念分歧、热点问题不易解决、大国协调困难、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落实全球安全倡议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深入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统战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本质上的共同性。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能够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信心,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发展和国际机制的完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充分发挥大国外交特色,利用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等方式,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大国责任,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提高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思考

党中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命题。中国要维护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根本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和基本理念,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组织结构中增强话语权并开拓新的组织和话语空间,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一起增强国际事务话语权,就要完成从全球治理的融入者角色向建设者和构建者角色的转换。增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结合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变化而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中国发展的最新利益诉求。中国持续性发展需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安排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出更大的声音,具有恰当的话语权。     

全球治理与国际立法模式的转变

本文以对全球治理基本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指出全球治理对国际法律规则的创制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际法律规由于立法模式的限制,以及调整对象的局限,严重滞后于全球治理的需要,进而提出必须改进国际法律规则的立法模式。最后,通过对目前关于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变革主要理论的分析,提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必须以以民族国家和政府为中心,非国家行为适当参与,主次分明的多元式立法为立法模式。     

论治理变革中的公民参与及责任体系建构

自 2 0世纪末在中国兴起的治理变革已使公民参与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影响来看 ,中国在治理变革中的公民参与有其特点 ,并导致公共责任相关链接的形成。     

中国社会智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的行动机制与实现路径

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切实增强中国社会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对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海洋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对全球海洋治理认知的变化,中国社会智库可以通过国际议程设置过程的议题构建、议题传播、议题制度化三个阶段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议程设置。面对内部知识供给不足、外部利益分化加剧与国际制度不完善等复杂形势,中国社会智库应提高议题选择质量、构建跨国智库网络,并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努力建设高质量智库,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国智库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独立性开放性、运行机制、人才政策、筹资保障和传播力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明确职责定位,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为目标,打造国家治理"战略思想中心";发扬兼容并包、改革创新精神,建立完善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制机制;以更加开放、更富效率的新思维,全面提升智库服务国家治理专业化水平;建立完善合作、开放、竞争的人才机制,打造中国智库人才高地;适应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中国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