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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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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问责制之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实行 总被引:8,自引:0,他引:8
2003年启动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新亮点。它有助于建设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官员问责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存在官员权责不清、问责主体缺位、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范围狭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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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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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作为官员问责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员复出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使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应从规范体制以及增强透明度等方面完善问责官员复出制度,保证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正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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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的特点是,问责对象的位高权重;问责事项的涵盖面宽;适用问责的规定详实;问责的程序设置较全面。它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切近了官员问责的制度本义,拓宽了官员问责的重要领域,初步形成了官员问责的规范框架。它存在的不足是,问责事项标准不明确,问责方式的规定有失严谨且力度偏弱,对问责主体的责任及追究未作明确规定,从而存在着难以执行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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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总被引:14,自引:0,他引:14
本文根据我国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责事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2003—2006年四年间《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所报道的73个官员问责事件和212个问责对象为样本,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官员问责的一般特点,即问责属性主要是行政问责、问责一直保持较强的力度、处理措施总体上保持较严厉的状态,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认为我国官员问责中存在内容单一、原因单一、处理形式起伏较大、问责的时间周期较长等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构建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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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琪、齐秀强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制约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是四对矛盾的存在,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矛盾,“火线问责”与制度问责、常态问责之矛盾,问责“大”与“小”之矛盾,责任“轻”与“重”之矛盾。因此,为使官员问责形成长效机制,应当着力于三个方面来探寻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之路。一是实行绩效问责,作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突破口。通过绩效评估来强化问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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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反思与构建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官员问责制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官员按照有关法律行使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功能,对公共负责,它不能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责任追究制度。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化、责任追究对象模糊化,仍处于行政性问责阶段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健全,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政府对政务活动进行信息控制造成,要建构良性问责机制,就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推行政务公开来提高官员问责制的效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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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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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中所包含的有关“官员问责”的内容,可以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邓小平强调的对执政党和领导干部要进行监督的思想,为“官员问责”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必要性解释;邓小平对领导干部工作责任观和工作责任制的深刻认识,涉及了“官员问责”制度的基本内涵;邓小平从中国政治实情出发,提出了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的具体措施及初步设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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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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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问责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与制度内容都包括什么?娄胜华:由于殖民政府在性质上与责任政府不存在直接联系,澳葡时期的官员除了法律责任可能被追究外,其它责任规范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付之阙如。因此,问责制度建设历史地落到特区政府身上。在官员问责的法律制度方面,其大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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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一个新视角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作为系统披露官员政策承诺与业绩报告的重要途径,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最新趋势,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潜在优势。与选举、预算、司法审判、独立问责等官员问责机制相比,中国独特的政治架构使得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在建立公众、政务官以及常任文官之间环环紧扣的问责链,实现汇报与验证、信任与质疑、授权与审查的动态平衡,全面提升信息、激励和约束功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官员政策承诺的民意遵从度和实现程度,提升治理绩效。因此,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其运行机制与配套制度应当是推进中国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首要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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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是以归因为基础,以课责为关键的反映问责人与责任人控权关系的机制。在学理上,官员问责存在职责交叉难题、责任归因难题、多种惩罚逻辑的课责难题,本质上是复杂治理形势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张力的产物,是全球公共行政现象。但西方学界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存在两种话语霸权:一种社会中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选举政治上,关注于选民在问责上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自身的归因需求和课责能力,称中国没有问责制;一种中国威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课责机制上,认为中国威权国家政体“无需”和“无力”课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面对西方的问责话语霸权,国内问责研究需批判意识形态攻击,并摆脱理论贫困,从实践中挖掘中国官员问责特殊性,从理论上提升中国官员问责解释的普遍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