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实践困境和改革完善--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通过立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即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文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13年以来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为基础，分析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该程序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更好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立法目的。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备受各方关注,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也应当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并缺乏保障。应从立法上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机制,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浅议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

注重人权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立法所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标志。我国为顺应社会民主文明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的保护,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由一般诉讼参与人提高为当事人,加强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2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并且从保护人权和健全法制的高度,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以及     

不起诉被害人自我救济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不起诉被害人提供了＂自诉＂的救济机会和保障,但这种救济并不全面,一方面可能导致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难以发挥应有功能,另一方面也存在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被肆意侵犯的可能。应当在不阻碍其他诉讼功能的发挥、不侵犯其他诉讼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建立一种更加完善的救济机制,以实现对不起诉被害人利益的更好保护。     

论对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追缴

在我国现行的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程序的不公开,对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和程序救济权的剥夺,使得我国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缺失了基本的诉讼特征,而更具有行政性治罪活动的性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主张在基本的诉讼格局中,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这种民事追缴程序的诉讼流程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中被害人自诉权行使问题探析

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被害人自诉权问题的规定较为模糊,主要是被害人是否存在自诉权,以及被害人行使自诉权的具体操作程序有待明确。通过价值分析的方法可知,被害人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应当享有自诉权,法律应当构建合理的程序,确定被害人行使自诉权的适当节点和扩大被害人行使自诉权的内涵范围,实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时被害人民事权利救济研究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诉讼便处于中止状态,而且这种中止极可能是永远的,即诉讼的终止。这就意味着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求偿权无法实现,被害人在承受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精神痛苦的同时还要承受物质损失。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引入民事缺席审判制度,赋予被害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到案时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的权利。     

从刑事诉讼主体角度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仅仅是当事人,更应当具有诉讼主体的地位。把被害人界定为诉讼主体不仅是程序参与性原则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而且是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平衡的诉求。只有确立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被害人权利被忽视的状况。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合理界定

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国际上刑事司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把被害人规定为诉讼当事人,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角度分析,这种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到当事人高度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且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司法实践中也名不副实。被害人的刑事诉讼中的科学定位应当是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根据特殊的诉讼参与人的定位,被害人应当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权。     

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

当前,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但对被害人参与该制度权益的关注和保障却明显遭到忽视。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被害人普遍参与不足、参与方式规定不明、诉讼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这极易导致司法机关权力滥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和适用效果。基于此,在正视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境的同时,需要让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重新回归,赋予被害人明确、具体的诉讼权利,区分案件类型分别规定被害人的参与方式及路径,规定被害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     

催眠术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

刑事侦查中的催眠系运用催眠年龄退化的技巧,使被催眠者重新体验过去某一时间曾发生的事件,以增强记忆的侦查方法。一般认为,该侦查方法只可对被害人和目击证人采用,不得针对犯罪嫌疑人使用。在运用该侦查方法时必须严格遵守侦查催眠纲要。     

浅谈催眠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

潜意识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刑事侦查中如何挖掘被害人、目击人、犯罪嫌疑人的潜在记忆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催眠技术,基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利用心理学上的技巧,在征得被害人、目击人的同意下,用阶段性的暗示,引导被催眠者放松心情,降低影响记忆的因素,使之集中精神,正确地回忆其曾经经历过而只储存于潜意识下的事实。在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利用催眠技术挖掘出的潜意识下记忆的信息,可以在侦查破案陷入困境之时,提供出有利的侦查线索,打破僵局。中国的公安机关在利用催眠技术推进侦查破案方面还是个空白,本文将对催眠技术的应用加以简介。     

拍照、摄影与照相证据

拍照、摄影是侦查机关为证实犯罪、保全证据之目的，对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等场所或人身进行照相取证，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侦查措施。由于拍照、摄影会对拍摄对象的个人尊严及隐私权等造成侵犯，需要遵守法定的条件及程序。我国刑诉法对拍照、摄影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普遍存在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隐私权的情况。有必要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订拍照、摄影的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查证若干问题初探

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审查与确定,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是否适用死刑等问题。在对证明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种类作出分析,并探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困难的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审查认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对策。     

论讯问在刑事侦查中的价值再定位

传统的讯问是刑事侦查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它提供了大量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信息,是我们破获案件、查清犯罪事实的重要依据。但随着刑事侦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一些高科技仪器的运用,加之国际上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呼声的高涨、无罪推定价值观念的影响及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等配套制度的引进,给讯问的传统价值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现代刑事侦查中,讯问程序应是犯罪嫌疑人充分进行辩解以及与侦查机关进行理性和平等对抗的程序;应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制宣传和帮教转化的程序。     

审查起诉阶段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之探讨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自行处理,这在刑事诉讼法没有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普遍运用,甚至超过了不起诉处理的案件."退处"案件既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也侵害了被害人的权利."退处"案件高居不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些检察机关采用"退处"的方法来降低过高的不起诉率、检察机关没有行政处罚权等等.对此可以从修改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加强司法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改变不合理的评价指标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警察执法中的人权保障--以侦查阶段为研究对象

由于侦查阶段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结构中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 ,以及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 ,决定了无论从实证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现状 ,还是从理性层次对现阶段我国立法存在的缺陷进行反思 ,均有助于完善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     

联合国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工作的新发展——刑事司法早期阶段法律援助联合国非正式专家组会议述评

国际社会重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对于保障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人和证人等合法权益的意义。会议讨论了法律援助概念界定、侦查阶段法律援助权利的落实、民间组织的作用、法律援助培训及部门协作等内容。在加强成员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力建设，发挥法律援助在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作用方面，有所助益。     

卧底警察所获犯罪嫌疑人陈述之证据能力探析——以与美国判例的比较、借鉴为视角

卧底警察通过“同囚”与伪装犯罪嫌疑人之朋友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具有证据能力，而通过伪装成与犯罪嫌疑人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员荻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则不具有证据能力；在卧底中通过监听的方式获取的犯罪嫌疑人陈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视不同情况而定。     

住宅搜查的程序正义：美国最高法院伦道夫案述评

以伦道夫案为契机,美国最高法院宣示了其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的最新立场,自由主义大法官完成了"第三人同意无证搜查住宅"法律体系的建构,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当场拒绝警方进入其私人住宅,即使合法的第三人同意无证搜查,警方的侦查行为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仍然是无效的、不合理的。但保守主义大法官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与他人分享住宅的事实意味着该特定空间内的所有权益均可由任意一方处分,第三人同意警方搜查有罪证据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承担的风险。其刑事诉讼法律思想的合理内核可兹中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借鉴。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只要对住宅享有共同权利的第三人同意警方搜查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警方所获得的证据就能够对犯罪嫌疑人产生证据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