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控诉权的保障与限制

检察机关控诉权中的保证被告人到庭受审权受到来自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干扰,必须调整立法予以保障。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案件中的赃款、赃物处理程序存在明显的欠缺,导致公诉机关行使部分审判性权力,应通过修改与补充相关规定加以限制。     

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制度之完善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对于实现个案公正、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程序公正等均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明确了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权限过小、相对不起诉的效力不确定、制约不够等问题,极大地妨碍了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目的的实现。应逐步扩大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并完善制约机制。     

论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的分离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同时,又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权和审判监督权行使主体的重合严重违背司法监督理念、影响控辩平衡、妨碍审判中立,致使在司法公正、监督权和公诉权作用的发挥,以及检察官职权行使等方面都造成了诸多弊端。而且,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由同一主体行使在制度上有不合理之处,将两者分离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现实选择。     

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诉讼机制的构建

被害人对公诉决定权制约机制是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权利,目的是防止检察官滥用公诉决定权对被害人造成伤害.公诉权的国家专属性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机制的最优途径是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构造中的诉讼主体地位,通过被害人程序性的制约权利防止公诉决定权的滥用,推动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进步.鉴于中国的公诉决定权存在的问题主要为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公诉转自诉制度的不合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缺失等,笔者建议从承认犯罪行为的私人侵权性等六个方面完善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的诉讼机制.     

我国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制度初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这为当前检察机关正在进行的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完善方向.然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在我国大陆地区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办案机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主任检察官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建立依据、选任管理、职权配置、考核方式等制度的分析,从而为我国大陆地区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提供理论参考和制度借鉴.     

论公诉权的定位与职能配置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唯一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各界对其应该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还是公诉机关仍然存在争议。从公诉权的基本属性看,应确定其法律监督权的基本定位。通过对公诉权法律监督职能和公诉职能存在的内在矛盾以及弊端的分析,得出对公诉权的职能进行科学配置的基本原则是:强化公诉权的各项职能,限制和弱化法律监督职能,使法律监督职能仅具有程序启动性而不具有对法官的强制性,同时赋予辩方基本对等的法律监督权。为实现这一配置应进行一定的制度安排,如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及专职检察监督员制度等,以此来实现对公诉权的合理配置,处理好公诉权两大基本职能的冲突。     

关于主诉检察官行使指导取证权的探讨

主诉检察官根据公诉的需要依法行使指导取证权 ,是检察机关改革办案机制、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必然选择。为更好地指导取证 ,主诉检察官对于重大案件的侦查要提前介入 ,从批捕环节、预审环节抓起 ,从旁听庭审、现场指导入手 ,依法用好“退查”这一法律手段 ,以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办案效率。     

“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

在实践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人往往面临着证据不足的诉讼困境,通过自诉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较大。其原因在于,我国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追诉机制一律规定为自诉。在比较法视角下,日本采取公诉垄断主义,而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采取公诉自诉并行主义,对我国均有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可从降低自诉起诉要求、衔接自诉转公诉、增强检察机关介入三方面对现有追诉机制进行完善。此外,基于立法目的及文义分析,也应当允许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通过公诉寻求救济。     

论我国刑事不起诉的诉讼制约机制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我国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不断扩大，导致不起诉权被滥用的风险性随之增加，加强对不起诉的诉讼制约变得十分迫切。囿于重监督轻制约的权力观，我国不起诉制度的诉讼制约机制存在着诸多缺陷。完善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司法救济程序，改革不起诉公开审查制度，是有效防止不起诉权滥用的重要诉讼制约机制。     

我国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相对不起诉具有公正、效益、秩序等诉讼价值。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相时不起诉适用范围具有狭窄性;适用标准具有不确定性;适用程序具有烦琐性案件转诉具有矛盾性;制约机制的不合理性。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立法完善,应适当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建立征询被害人同意机制;建立合理的“公诉转自诉”救济机制;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非刑罚替代方法的适用效力;建立合理的相对不起诉制约机制;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工作程序。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的反思和重构——从自诉制度的改革看起诉制度的重构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一直采用“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被学界和司法部门所肯定，尤其是自诉制度存在积极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种起诉方式并存模式的合理性，学界司法部门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通过分析自诉制度的弊端，笔者认为应当废除自诉制度，将自诉制度的优点纳入到公诉程序之中，实行公诉垄断主义的追诉模式，从而更加有力的打击和惩罚犯罪。     

基层民事检察工作的困境与出路

2013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2013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进一步规范民事检察监督程序。这些法律、司法解释的相继实施有效推动了民事检察工作的发展,然而,对于基层民事检察工作来说,案源匮乏的问题更加严峻,而权力、队伍等问题依旧存在。本文从案源、权力、队伍三个方面全面探讨了基层民事检察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并提出了解决困境的出路。     

论暂缓起诉的制度构建

暂缓起诉制度作为一种起诉裁量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发展的结果。该制度的适用对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矫正有着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一些基层检察院正在试行该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因此,我们应在借鉴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语境下的暂缓起诉制度。     

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起诉引导侦查机制的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措施主要是采取事后制约,致使侦查活动得不到及时、科学、合理的监督指导,造成侦查资源浪费,侦查效率不高,侦查效果不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建立起诉引导侦查机制成为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中检察制度改革热点问题之一,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值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本文从建立和完善公诉引导侦查现状、意义、理论体系和法律基础以及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意在为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     

论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的关系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相冲突的情况,相关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没有作具体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借鉴域外经验处理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的关系时,应当遵循“审判前提问题”这一原则:如果某种诉讼应以另一种诉讼的结果为依据,就应该(或可以)中止该诉讼,等待另一种诉讼的裁判结果,并以此为据恢复诉讼并进行裁判。     

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明确概念角度分析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一个新类型的罪名,虽然刑法增设近5年的时间,但由于罪名相对陌生,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理解和适用,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仅以2010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为切入点进行展开分析,以明确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立案追诉标准,从而加深实践中司法人员的感性认识。     

暂缓起诉制度之中国化构建

暂缓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我国检察机关也在试行暂缓起诉,这不仅符合建设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选择。我们需要在借鉴域外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     

诽谤罪“但书”条款的理解与界定

法律上虽然规定了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标准,但并没有将这一标准细化。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诽谤罪公诉标准的认定模糊,扩大了公诉型诽谤案件的范围,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本文通过对诽谤罪＂但书＂条款进行分析和界定,旨在厘清诽谤罪提起公诉的标准。诽谤地方领导并不足以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公民和媒体的评论要有更宽广的容忍度,对公民合理发表评论的行为要予以鼓励和保护。此外,准确理解和界定诽谤罪的＂但书＂条款相较与将其废除,也有利于合理平衡公民的名誉权和言论自由。     

我国侦查事中监督的三重维度及改善路径

侦查权的合法、高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监督体系。侦查的事中监督可以将侦查程序中出现的具体不当侦查行为遏止于萌芽,使其可能酿成的危害后果不至于在此后的诉讼阶段产生消极影响。我国侦查事中监督划分为司法监督、权利监督和预审监督三个维度,由于既存制度的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现实因素的掣肘,侦查事中监督尚难取得理想的监督效果。而陆续曝光的冤假错案和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呼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侦查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