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视角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以北京市QN社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通过对QN社区的个案分析,运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政府购买服务的双方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政府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相应的购买服务模式,以及管理、监督、评估制度,提供各个方面资源的支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可信任度。而社会组织也通过积极满足购买服务的要求,提供自身专业性的服务,来提升政府对其的信任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理性选择认识,形成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     

理性选择制度下的我国政府信任度的建构过程

政府信任度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理性选择过程,制度结构首先提供了公众与政府产生信任关系的背景,公众以"理性人"的角色出现,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遵循信任成本与信任收益的基本规律,进而对政府产生合理的预期希望,一旦这种预期希望与实际结果相吻合,公众的信任收益得到最大化满足,则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被建构起来。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论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及其发展路径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营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西方非营利组织产生于市场、政府失灵,并基于"部门失灵"形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制衡、对抗、合作关系,然而中国非营利组织是部门体制内部派生,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于政府。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应沿着强控关系—依赖式合作—竞争式合作的发展路径循序渐进。     

治理视野下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公共事务的纷繁复杂和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使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关键加入者”。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物品、培养公民精神和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两者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应积极地转变职能,合理界定公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沟通,促进信任。非营利组织要强化自律,提高社会公信力,回应社会的需求。     

非营利组织的独立与自治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民间志愿性组织,在发展社会福利、提高公众参与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非营利组织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它却面临着丧失独立性、沦为政府附庸和商业公司的威胁。如何保持非营利组织的独立与自治、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就成了我们应对的新挑战。非营利组织实现独立与自治的措施在于:强化非营利组织自身对独立性的追求与承诺;明确非营利组织使命,实现管理创新;采用透明的运作方式,提高组织公信度;扩大非营利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部门竞争能力。     

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估与考核体系探讨

一、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估与考核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现代社会中，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慈善机构等民间社会团体。一般认为，非营利组织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     

非营利组织(NPO)与社会工作的双赢之路

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工作在价值理念和服务领域都有很多相似相近的地方,同时二者都各有自己的特点,这样相辅相成,既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的建设与管理,又有利于社会工作的发展和壮大,二者是互利双赢的关系,非营利组织利用自己的组织管理优势在筹集资金、财务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上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基本保障,社会工作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提高了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质量和公信力,二者的结合共同推进了公益事业的发展,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因此他们的结合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政府信任适度下降的合理性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结果,由于公众理性的进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政府信任水平的适度下降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公众意识形态的多元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不足,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在允许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与避免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之间寻求一种均衡——意识到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的必然性;从政府的单一主体管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共治;加快体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改革政府结构和管理方式;建构一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价值观体系。     

非营利组织改革正当其时

有专家指出，非营利组织应该具有6个基本特征：一是“正规性”，即非营利组织必须具有正式注册的合法身份；二是“民间性”，即非营利组织应从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三是“非营利性”，即非营利组织不得为其拥有者谋求利润；四是“自治性”，即非营利组织要能控制自己的活动；五是“志愿性”，即在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和管理中均有显著的志愿参与成分；六是“公益性”，即非营利组织要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和为公众奉献。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3大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     

非营利组织的持续性发展与领导力培育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变化,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已经从“快速扩张”走向“理性收缩”。健康、稳定、持续成了该领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加强非营利组织领导力的培育和发展工作。本文在分析领导力之于非营利组织持续性发展的关键作用,及非营利组织现行管理体制对其发展制约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非营利组织领导力培育和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美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经验

发展壮大非营利社会组织是加快社会建设的必经路径.美国非营利社会组织数量繁多、服务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运行的一大支柱.美国非营利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得益于美国政府为培育非营利社会组织而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其税收优惠政策、志愿者服务制度和多维度的监管手段,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培育发展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做法,对我国尚在起步中的非营利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工作具有较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福利服务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是现代西方国家福利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福利服务供应,既是拓展社会福利来源,优化社会福利供给的有效策略,也是回应社会组织参与诉求,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北京市的案例研究来看,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福利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过程管理以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与困境。     

透析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生发的解释性框架及信任化危机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生长动力并非是单一、静态的配置结构,而是"市场"、"国家"和"社会"三个维度的对接、融合或集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结果。与此同时,由于相关政府部门对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心存芥蒂和部分公众对公民社会组织丧失应有信任,致使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则是十分的稀薄。     

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政府关系: 非营利组织有效性分析--浙江省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个案

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政府关系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特别重要.行业协会是非营利组织的一种形态.通过分析浙江省义乌市玩具行业协会个案,运用制度变迁和合作博弈理论,剖析协会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政府关系,探讨非营利组织的有效性.     

公民结社权与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关系

通过对公民结社权的介绍,阐述了结社权与非营利组织间的法律关系。我国这几年非营利组织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思考也不断增多。其中结社权是非营利组织建立、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以一些发达国家相关立法为依据,对二者的法律关系作出解释和说明。     

政府信任的建构:“五位一体”的策略及其途径

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的情感依托和理性预期,表现为一种具有建构性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往往直接源自公众各方面生活经验感受的安全感、满足感、尊严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根植于政府绩效所营造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传承、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等整体网络环境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为导向,深刻把握政府信任的合法性来源,可以正确引导和评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英国公共服务类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非营利部门在英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积极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其经验对中国发展公共服务类非营利组织具有启发意义。     

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非均衡论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营利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改变,非营利组织的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但正如新制度主义学派所指出的,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制度体系是存在非均衡现象的,主要表现在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两个方面,究其原因是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特定的社会体制和非营利组织自身能力的弱化使然.促使我国非营利组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化,需要构筑政府主导、市场协同和非营利组织主动的制度供给机制.     

非营利组织与社会管理创新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往往是唯一的国家权力中心,但是随着社会治理理论和民主政治运动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管理模式已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各种社会组织正日益成为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者,非营利组织的存在对于弥补市场缺陷、改善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非营利组织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诸如志愿失灵等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及提出相应的建议对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不断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