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有陷阱 风险要防范

当下。便捷的网上购物已经逐渐成为人们选择的消费方式。诸多的新闻报道。也让消费者了解到一些例如“山寨知名网站”“提供虚假支付页面”等典型的网购陷阱。下面，笔者将从法律关系和诉讼证据的角度，通过案例提示网络交易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法律风险，以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减少相应的财产损失。     

“一房二卖”的风险防范

当前，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一房二卖”甚至一房多卖现象日益普遍、突出，不少不法商人通过该种方式套取资金，造成购房者合法利益的损失，严重扰乱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下面，笔者将从法律关系的角度，通过案例，提示房屋买卖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一房二卖”的法律风险，避免购房者在房屋交易中的产权纠纷。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整体法秩序视野下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理论重塑

被害人自陷风险并不是一个仅涉及刑事可罚性的单纯部门法问题。以“仿共犯”模式为代表的单一刑法思维，一方面将“行为人—行为人”责任划分模式错误地套用于“行为人—被害人”责任分配问题，另一方面拘泥于被害人自陷风险在界分罪与非罪方面的功能，却忽视了其在初级规范层面的意义。被害人自陷风险问题的分析框架，由法律性质和法律责任两个层面构成。在法律性质层面，首先，从权利分配格局的视角出发，某些自陷风险的情形足以直接否定注意义务违反性；其次，在确定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需进一步考察能否根据被害人承诺例外地阻却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在法律责任层面，既可能因为“被害人过错”而降低甚至排除行为人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也可能借由“过失相抵”而减轻行为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基于风险”的个人信息保护?

传统上，个人信息保护倚重个体行使控制性权利。近年来，在针对这一保护方法的批评中，一种基于风险的保护方法被提出，并在立法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种基于风险的保护方法的潜力在于，在宏观层面，它有利于强调国家有义务为个体的自我发展创造结构性的环境，并适度关注一些集体层面的法益和损害；在微观层面，它有利于指导抽象的法律原则根据具体场景中的风险水平而合比例地适用。然而，与传统健康、环境等传统风险规制领域不同，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引入基于风险的方法也面临风险预防缺乏焦点、风险评价无法客观量化、风险的功利考量与权利的道德边界需要协调等挑战。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制度--以证人不出庭情况下的“证人书面证言”可采性问题为视角

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务操作意义。“证人书面证言”作为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其在各法域仲裁实践中的适用不尽相同。尤其针对证人不出庭情况下书面证言的可采性问题，各法域的实践结果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这背后体现了各法域在仲裁证据制度“法律文化”、“性质认识”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的仲裁证据制度也存在相关问题。虽然发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较好的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效率；但是放眼未来，则需要在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上，做系统性的、规则层面的完善。     

论民事瑕疵证据的采信

瑕疵证据是民事判决中常见的一个词语，但这一概念又无法在现行的法律与司法解释中找到精确的定位，且无法通过传统的证据采信理论进行解释。对于瑕疵证据的观点和态度，理论界也有不少学说。与非法证据不同，瑕疵证据的采信需要以“补强有效主义”为原则，通过实体上的证据对比，程序上的举证责任再分配来确定最终的证据效力。     

略论网上银行的风险防范及黑客入侵的法律责任承担

网上银行是金融业务与计算机发展的最新产物。中国聚多银行已在网上开展银行业务，由于黑客入侵等安全问题，网上银行风险巨大，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也相当之多。但是中国法律法规及金融规章并未封这一新业务进行系统规制，秉多客户封此颇有微词，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也无法可依，莫衷一是，“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由此产生。本文从网上银行的安全及防范问题入手，论述了网上银行安全风险责任的相关法律问题，封中国网上银行立法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

我国学界对于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概念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通过审视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单独性”、“直接性”,可以发现“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决定了直接证据不可能不经过涵摄或解释的过程而直接与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案件事实”中的主观状态、意思表示要素,也无法被证据“直接”、“单独”地证明。因此,现有的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为标准,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思路注定是失败的。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分必须另辟蹊径。     

诉讼中“证据占优势”标准的可行性分析

文章对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证据占优势”证据标准加以理性剖析,认为其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普通性举证责任原理,体现了达到“法律真实”的证明任务的要求,体现了民事诉讼中的民事意思自治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从理论层面、制度背景、法律规定、公民诉讼观念的转变以及司法实践等五个方面对“证据占优势”证明标准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促官“向善”的阳光法

从人类文明史上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是个年逾百年的老“东西”。瑞典人在二百多年前就在玩这一制度，英国人在其几十年后甚至就形成于一部制定法。成为了各国效仿的榜样。从法律实践上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点也不神秘和也不可怕，因为瑞典和英国的司法史上，在执行财产申报制度后，并没有曝出足够多的“惊心动魄”的财产类腐败罪案件，说明这是一部对官“友好”的法律，是一部促官“向善”的法律。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一制度理论，就从“善”论讲起。     

公证护航政府“拆违”

网络案件证据保全首用公证；证据公证与否赔偿相差8万；赴公证处打电话取证赢回官司；“有法律作保障，我们可以放心了”泸溪5万民工获合同公证；“律师＋公证法律服务”降低房产交易风险；公证护航政府“拆违”。     

从“专业律师”到“行业律师”

<正>从“全科”到“专科”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每一位律师都可能在不断思考一个问题：“当下的法律服务市场到底需要怎样的律师？”不同时代背景下，随着法律服务行业的不断发展和拓宽，适应市场需求的律师类型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初期，法律非诉讼业务开始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步接受“不打官司，也要请律师”的观念。发展到近一二十年，法律服务行业又提出了“专业化”的概念，打造专业律师一度成为“热词”，律师的专业化分工也愈来愈细。而最近的四五年，     

“专业”浅说

公证人是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如人们习惯称呼的那样．叫“专业人士”。专业有什么标准吗？我够专业吗？这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应该经常自问自答的问题．如果你在看足球比赛的时候说了一些很不专业的话，懂球的朋友当场笑话你“业余”．说你“也就是个瞧热闹的水平”，你可能就是哈哈一笑。是啊，我本来就不专业，为什么要脸红呢？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对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理解

刑诉法第141条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作了规定，即“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要正确理解起诉的证据标准，首先要和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相比较。刑诉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有罪判决，”从表面看两法条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从表述上基本一致，检察机关的证据标准应该等同于审判的证据标准，我们的目的就是将被告人交付法庭审判，如果我们掌握的标准不同于法院的标准，证据就无法得到法庭的认可，缺少证据的事实也不能够被法庭认可，因此，检察机关的诉求就不会被法庭支持。然而这种标准使检察机关在起诉时过于慎重，担心可能在适用相同的标准却作出与审判机关不一致的“错误”的决定，     

企业集团“债务连坐”风险及防范——来自471份判决书的经验证据

集团结构有利于企业运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进行风险隔离,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可能导致企业集团内的“债务连坐”。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则素以复杂和模糊著称,模糊的法律条文和见仁见智的研究观点都导致企业集团在防范“债务连坐”风险时无所适从。植根于司法审判实务中的经验证据,以判决书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业务混同、财产混同、过度控制是诱发企业集团“债务连坐”风险主要因素,而公司类型、原告债权人类型和审判层级等环境因素也会对这一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地,则可有针对性地为企业集团防范上述法律风险提供实践建议。     

“风险办案”的利弊及对策

在为市场经济提供法律服务中，目前已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率先采用“风险办案”的方法帮助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亏损企事业单位收回外欠款，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由于这是一种新的方法，还有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和不断完善的地方。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为市场经济提供法律服务，对它的利弊及其对策作一番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所谓“风险办案”，就是企事业单位无法追回的外欠款，律师先自费代理进行诉讼或非诉讼，待款追回后，再按一定比例收取报酬；如款追不回，则一切费用由律师自理。这一方法提出和采用的时间虽然还不长…     

“辩护人毁灭证据罪”质疑

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接触的证据包括侦查机关已经收集的证据和侦查机关未收集而仍由当事人掌握的证据。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和司法现状中，律师是不可能毁灭这些证据的。辩护人毁灭证据罪，是某些人基于对律师的不信任而臆想出来的罪名。     

“退休打工族”遭遇维权困境

退休后，老人们颐养天年可谓理所当然。 可是，偏偏有一部分老人乐于发挥余热，再找份工作，自愿成为一名“退休打工族”。不少企业也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热衷于聘用退休人员。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退休后打工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遇到劳动纠纷时，劳动部门无法认定“工伤”，法院还有可能驳回诉讼请求……面对一系列的维权困境，他们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