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赔偿委员会设置的思考

《国家赔偿法》“刑事赔偿”一章中规定,“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三名至七名审判员组成”,“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由此可以看出赔偿委员会是设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处理刑事赔偿案件的特殊机构,由其作出赔偿决定是解决刑事赔偿争议的最终程序,作为司法程序看,似乎无可挑易.然而,从建立     

刑事赔偿程序的立法思考

鉴于我国现行的政治、司法体制和目前刑事赔偿程序复议制存在的痼疾 ,我国刑事赔偿程序应改为诉讼模式。取消目前的刑事赔偿确认程序 ,由赔偿义务机关对刑事赔偿争议先行处理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决定不服 ,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     

侵犯财产权之刑事赔偿研究

侵犯财产权之刑事赔偿是刑事诉讼中财产权救济性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对国家责任的认可,在归责原则上经历了从过错原则到无过错原则的演进。如今我国已经颁布了统一的《国家赔偿法》,但侵犯财产权之刑事赔偿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完善我国侵犯财产权之刑事赔偿势在必行,主要包括刑事赔偿参与主体、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和方式、赔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以及设计五个方面的内容。     

刑事赔偿程序的理性思辨

刑事赔偿程序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实现过程,更是受害人的权益得到救济或恢复的途径,其科学与否直接决定着赔偿请求人的权利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缺乏程序保障的权利谈不上真正的权利.现行程序设计不但没有给申请人实现救济、参与赔偿决定的作出提供便利,反而成为申请人实现请求权的障碍.完善刑事赔偿程序:一要取消确认程序,改确认违法和具体赔偿合二为一;二要采用诉讼形式.     

刑事赔偿:美国法的经验与中国制度的完善

对刑事冤错案件的受害人给予合理赔偿,是我国当前理论与实务部门的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法治中国的本质要求。随着人权保障的发展,美国近些年逐步重视刑事赔偿制度,在赔偿程序、举证责任、赔偿标准等各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通过与美国刑事赔偿制度的比较研究,我国可以在侵权赔偿一并审理机制、多元的救济补偿机制、刑事赔偿的法律援助、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规范化等方面进行借鉴,进而完善我国的刑事赔偿制度,实现刑事赔偿权利救济的核心价值。     

死刑量刑程序刍议

就目前中国的国情和司法现状而言，应当把死刑案件的改革集中在一审程序的加强和改造上，尤其是加强死刑量刑程序的规范化建设。应在我国死刑程序的审理中设立一个单独的量刑程序。重心在于解决选择合适的死刑量刑程序模式、提高证明标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量刑建议制度等方面的认识问题。构建我国死刑量刑程序的具体思路，应从量刑程序合议庭的组成、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间隔、量刑程序的自动启动、控辨双方就证据进行质证、以及量刑程序中的特殊调查取证权等方面着眼。     

论刑事二审程序的完善

刑事二审程序应具备比一审程序更严格的庭审要求。我国目前立法极度忽视二审程序中法庭审理的做法危害较大。现行规定必须修改,使二审开庭进行。二审程序不仅要顾及实体公正,也要兼顾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裁判要科学合理,贯彻司法消极、中立、公正的精神,使二审程序能充分保障公民个人的权益,实现立法设置二审程序的目的。     

论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

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在理论体系的划分中泾渭分明,具有独立的适用领域。但在刑事审判实践中,犯罪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其定罪量刑状态,不可简单地以悔过态度等情节概括。赔偿作为民事责任的内容,逐渐地成为刑事责任的实质表现。刑事赔偿制度可以作为刑事责任的新表现形式,成为刑法学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赔偿制度是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讨论了我国刑事赔偿制度在归责原则、赔偿程序、精神损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几点尝试性建议．     

民事诉讼二审程序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民事诉讼二审程序 ,又称上诉审程序 ,是指当事人不服地方各极人民法院未生效的第一审判决或裁定 ,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法法院提出上诉 ,上一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件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二审程序具有与一审程序、再审程序和特别程序等不同的特征 :第一 ,二审程序的设立是基于对上诉案件审理的需要。一审裁判后的民事案件 ,总可能有当事人不服 ,希望上级法院对案件继续进行审理 ,使得诉讼可以继续进行 ;同时 ,任何一审法院审理的案件 ,也都不可能完全是正确的 ,所以 ,为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性 ,需要上级法院运用一定的程序 ,对一审案件裁判质量…     

罚金刑的裁量依据

罚金刑的裁量依据必须以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为基础,坚持以犯罪情形为依据,参酌犯罪人的经济状况进行量刑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罚金刑执行困难的问题不可超越阶段由裁量来解决,只能通过完善执行制度予以解决。     

刑事被害人参与量刑问题研究

自从国家代替私人成为控诉犯罪的主要承担者以来,被害人地位越发渺小,在刑事诉讼中多承担控方证人的角色,成为控方指控犯罪的工具,其独立的司法诉求往往处于被漠视的境地。因此,建立被害人有效参与的量刑程序,对于保障被害人诉讼地位,构建平衡的刑事诉讼模式,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提高对司法判决的认同感方面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论赔偿作为量刑情节之根据

赔偿影响量刑是否具有正当性一直是重要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问题.解答该问题的关键是从刑罚理论根源上为赔偿作为量刑情节找到根据.在赔偿的功能、价值、刑法中的并合主义、刑事诉讼法中的恢复性司法和形事政策方面都能为赔偿影响量刑找到联结点,进而可以得出赔偿能够作为量刑情节的肯定结论.     

论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行为的定罪及刑法完善

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犯罪行为是比较严重的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因刑法未对这种犯罪行为单独定罪量刑,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因不同情形而有所不同,而且理论和实践界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有不同观点,为加强对国家安全的维护,有必要对惩处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犯罪行为进行刑法完善。     

论刑事责任的定位

关于刑事责任在刑法中扮演何种角色,我国刑法学界众说不一。刑事责任应该是一种司法机关强制犯罪者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评价的负担。在与罪行和刑罚的关系上应该采取罪———责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理清罪、责、刑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定位刑事责任,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赔偿型”刑事司法的反思

在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中,加害人对被害人的物质赔偿是否到位、是否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成为影响案件处理结论的重要因素,这种“赔偿型”刑事司法有其现实的背景和需求。然而,其可能引起的对国家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松动及刑罚轻缓化泛化等的趋向不能不令人担忧。因此,对积极推进中的“赔偿型”刑事司法进行冷思考,寻求对相关问题的理性解决办法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公法契约的私法解读——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它记录并反映了刑罚权主体控制、被害人实现有限处分权和加害人刑罚轻缓化诉求三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这一公法契约的效力可以运用私法契约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中国死刑适用问题实证研究——对京、鄂法律实务界的调查访谈

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不方便实践操作,适用标准难以做到统一,罪名范围过宽,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我国刑法规定的绝对死刑条款具有合理性;确定死刑的对象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适用应适当考虑民众因素。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是未来努力的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是确保死刑适用标准统一的有效途径。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

酌定量刑情节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存在系列问题,针对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我们应从量刑模式及方法、量刑实体规范、量刑程序三个方面予以规范和改进,以完善我国现行量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