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应急法制体系——以“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为进路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应急法制体系受到了外部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和内部应急法律制度体系的结构约束。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撬动应急法制体系"结构—功能"变化的一种变量,对应急法制体系中"应急预案""监测预警"和"灾后评估"这三项关键性结构要素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正功能上虽然提升了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应急权责结构不稳定、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不协同的潜功能和反功能。为了避免人工智能时代应急法制体系反功能的产生,有必要对其内外部结构进行优化:一是确立"法制先行"的"一案三制"关系,收缩应急预案创设机构和职能的具体权力,建立以总体预案和专项预案为核心的应急预案编制模式;二是对监测预警制度与应急响应制度之间的"对应性架构"进行衔接和统合。     

试析《突发事件应对法》下的环境应急法制

《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对于非常态事件进行规制的一个开始。它作为一部基本性法律弥补了立法空白、衔接了法律与预案,对于初步建立突发环境应急法制体系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法制体系是由历年来的各种法律、法规、预案、规章等制度组成的,立法思想的脱节、内容的落伍、衔接的不畅致使整个体系危机重重。本文分析了该法对于环境应急法制的积极意义和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一个从修订预案和清理制度入手来解决当前该体系问题的路径。     

我国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建设问题研究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急管理各项工作的开展必须有完善的应急法律对其进行保障。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应急管理法制建设的发展脉络,为适应应急管理部成立的新形势,应当完善应急法律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建设,推进应急法制与体制、机制有机结合。     

我国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的制度完善和效能提升——基于法律修订与预案调整的并行策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指示要求,强化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需要从我国乃至全球在COVID-19疫情防控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法律修订与预案调整的并行实施。立法中应当以包裹立法的方式推动有关法律的系统性修订,地方立法也应紧跟国家立法进行动态调整;同时,通过程序性规则保证应急预案体系的并行调整和定期优化。     

我国应急预案编制现状分析及建议——基于多层阶视角

目前我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已初步建立,各类应急预案也基本实现了各行业的全面覆盖。但在编制经验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在实践操作上也存在某些脱节或虚化情况。本文以多层阶的视角对应急预案编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我国慈善应急法制的理论反思与完善路径

我国现有慈善应急法制体系在突发事件中并未有效解决慈善应急活动的普遍违法、自由受限与效率低下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法律、法规与政策缺乏对慈善应急活动正当性、民间性与比较优势的充分考量。为此,应系统完善慈善应急法制中的放管服制度,最大限度释放慈善事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发展潜力。尤其需要以放宽标准、降低门槛为基点,建构慈善应急免责机制;以保障自治、比例规制为核心,优化慈善应急管制机制;以行业培育、平台搭建为中心,重塑慈善应急协作机制。     

生态安全与突发生态公共事件应急管理

文章分析了生态安全的定义和特点,提出要将生态安全提高到区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要研究应对国土资源安全、水安全、环境与健康安全、物种安全对我国生态安全的严峻挑战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体系的构想,包括预防、预测、预警、预案,体制、机制和法制。     

应急预案编制：问题与优化

当前我国应急预案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我国预案编制还存在以下问题：目标定位发生偏差；体系尚不完整，协调性差；编制程序有所欠缺；编制内容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等。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进一步优化预案，实现预案的从有到优。     

俯瞰我国省级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我国各省都编制了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些总体应急预案的框架内容基本尚可，但还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化及路径分析:从解释到运用

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推动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现代性转化,需要重新定位价值、制度和技术三者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克服转型时期的"中层塌陷"困境。本文梳理了公共危机的认知路径与传统,并从这三个视角检视了我国应急管理发展的历程与特点,提出了转型时期危机频发的"中国问题",剖析"传统应急管理"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的差异,最后就构建本土化的公共危机治理框架、实现应急管理转型提出具体路径与建议。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

公共政策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权力为依托、以公共秩序为归宿。这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公共政策在公共权力的支撑下,通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也为社会公共生活建立起新的公共秩序。这是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所在。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公共行政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然而,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着“公共精神”的乏弱。因此,须重塑公共行政的民主、法治、公正、服务、责任、参与精神,提升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对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公共利益与公共行政责任

公共利益的概念见仁见智,缺乏共识。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关于公共行政责任的指导性概念。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公共行政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全面的根本的责任,并为此而努力创造公共价值。这样,公共利益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不仅对于选择集体行动的适当手段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公共行政人员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伦理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规范价值和行动准则。     

公共危机中的警察公共关系

现代社会日益发达,各种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为有效处理危机,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发挥警察公共关系作用,以便在危机中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并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的预防、预警、预控和应急机制.     

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经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正义规范意义的国家公共管理取向和社会政治价值定义,具有超地域政治之特性。公共理性是执政党提高执政绩效、规避执政风险的经验性伦理系统。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一个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备这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不仅要求有一套富有政治个性的解释话语,更要求这套话语合符社会公共判准。本文从七个方面诠释了公共理性的一般内容。     

性别平等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

性别不平等妨碍女性的发展前景，忽视社会整合，危害两性的社会合作，从而严重影响男女两性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正常运行。经济发展及制度改革都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因素，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尤为重要，因为使性别不平等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法律制度即使能为个人所改变，但也存在很大难度，因此急需国家采取积极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以促进性别平等。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基石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及背景支持 ,对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进而实现其良好的施行效果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和极其重要的功能 ,可谓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的基石。然而 ,履行公民参与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与争议。对此 ,必须深入反思并研究对策 ,以进一步推动公民参与的发展 ,制定出有效的公共政策     

公共利益及公益诉讼解读

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其根本性标志在于非排他性和使用与消费的共同性。公益诉讼可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其本质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开放性是公益诉讼的显著特征。     

论公法与公权利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应采用“公共权力”标准．公法是调整公权力与公权利之间关系的法．与公法、私法相对应的“公权”、“私权”在中文里容易让人误解,最好明确称为“公权利”与“私权利”．宪法规定的通常被视为私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同时也属于公权利．颇有争议的“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并没有改变宪法的公法性质．宪法只为公法,也不会影响宪法的根本法、最高法地位．     

“以公谋公“——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方法

由政府管制行政观念向现代公共行政观念的演进,不仅有利于我们克服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而且也有利于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及其体现在社会管理中的体制机制因素,加速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促使我们形成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整体的体制转变必然包含了深刻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