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可行性与必要性探讨

前科制度在我国刑事法律中广泛存在,这使得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永久地背负"有前科"的负担,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对他们复归社会、健康成长是极为不利的。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犯罪特点和成因决定了前科消灭制度对其使用具有可行性。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利于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前科入罪:一种新的立法现象——以盗窃罪为例

基于刑事政策的原因,盗窃罪司法解释对前科犯的"数额较大"标准作了减半的规定。其实质是将一个本来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仅就前科这一条件而予以入罪,可称之为"前科入罪"现象。前科入罪的理论基础是新派的社会责任论。其在立法论层面存在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和违反客观主义刑法立场的理论缺陷;在解释论层面也存在与立法目的和共犯原理相冲突的问题。前科入罪折射的是我国社会治理的过度刑法化,对此应当引起反思。     

论我国前科报告制度的废止

前科报告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分子以及促进社会诚信意识的形成等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其"先天畸形"的特点却日益成为行为人在服刑完毕后回归社会的阻碍,因此有必要逐步加以废止。本文在讨论前科报告制度概念和外延的基础上,对我国建国以来前科报告制度进行了反思,进而提出了逐步废止前科报告制度的立法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探讨

许多国家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但长期以来,我国对该项制度的相关法律近乎空白。我们认为,尽早地在我国建立起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有利于彰显刑法的谦抑性价值,体现人性化的执法理念和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关爱,避免社会的歧视和自身的自暴自弃,有利于犯罪后的未成年人真正回归社会。     

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论——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95条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在立法上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我国亦已具备建立这一制度的政策、法律与实践之基础条件与现实可能性。值此《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我国应借鉴国际相关立法并及时总结少年司法改革中的有益经验,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以真正实现对特定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有效保护。而深入探讨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实施程序、法律效果、救济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必将为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合理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指导。     

国际法学视角中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辨析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世界各国所共同认可和采纳的一项制度。从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的前科规定和国际上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来看,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必然性与可行性。为了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体系,更好地完善现代法制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历史使命,应当在诸多方面实施前科消灭制度的法律完善。     

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以中外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比较研究为视角

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早已建立并且较为成熟。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尚处在探索与萌芽阶段。以中外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比较研究为视角,在借鉴外国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应考虑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实质条件、程序条件及相关配套措施的观点。     

论刑法中的隐性连带责任

与过去不同,现代的连带责任主要规定在民法中,刑事调整的重要原则是罪责自负、反对株连.尽管如此,我国刑法在规定前科报告制度和交通肇事罪、窝藏罪、包庇罪时,仍然有隐性连带责任的痕迹存在.为此,要坚决秉持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基本立场,在刑法制度设计时防止社会防卫思想的过度扩张;要废除前科报告义务,增加前科消灭制度;对交通肇事...     

我国出狱人社会保护境域探析

出狱人保护工作在中国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诉求,对犯罪预防、平衡社会关系意义重要.出狱人应当被视为被犯罪破坏的对象,同样需要恢复性保护.公众对于出狱人应有宽容和责任感,给予其帮助,这有助于防止再犯罪从而有效保护社会.加强出狱人保护工作,应制定专门的出狱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出狱人的权利、义务,完善出狱人社会保障机制;应构建包括生活保险、待业保险等内容的出狱人社会保险制度,维持出狱人最基本的生活;应修改刑事法,增设前科消灭制度,以消除社会对出狱人的歧视;应实行罪犯劳动报酬制度,激发其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养成出狱人自食其力的意识;应构建出狱人社会救助体系,在政府督导模式下,促进民间力量积极开展出狱人社会帮教工作,鼓励慈善团体将扶助出狱人纳入慈善活动范围.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法律框架的构建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社区矫正制度成为近年司法改革的亮点之一,而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如何构建更是大家所关心的,本文从依托现有法律制度、及时制定社区服务令制度、刑法前科消灭制度以及创办特色矫正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公安局副局长为何惨死枪下

一杆民用猎枪洞穿了一位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脑袋，嫌犯是一位有被劳教．被拘留前科的人，仇杀？受雇杀人？种种猜测似初春的雾气弥漫在黑龙江省同江市的街头巷尾。     

中德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比较研究

德国《少年法院法》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对适用范围、启动方式、调查程序、裁判、撤销等都作了详细规定。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比较德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仍过于空泛。在适用范围与适用程序方面,两国之规定有着较大差别。德国制度的适用范围在年龄、刑罚等方面皆广于我国,且涵盖品行要求;其适用程序以申请为主,必须进行调查并听取多方意见;其法律后果之效力也强于我国。有鉴于此,我国可借鉴德国有益经验,增加关于适用范围与程序的规定,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量刑价值研究

前科作为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普遍作为加重情节适用。但是,由于理论上对前科的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实践中对前科的范围也把握得不明确,因而前科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适用还存在不妥之处。应当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在责任刑之下发挥预防刑的调节作用,前科加重的"射程"应当限定在责任主义范围之内,并且未成年人的前科不应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     

未成年犯“前科消灭”亟待立法跟进

读罢2011年《民主与法制》第s期刊登的《“前科消灭”在中国》一文，我认为，这个已探索多年的让未成年犯前科“归零”的制度，应该尽快成为法律规范。这对于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体系，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藜默特等人提出的“标签理论”，认为社会给某个人贴上的“不轨行为者”或“罪犯”的标签是导致其重新犯罪的重要原因。     

论英美法系国家刑法作为义务的理论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对于刑法作为义务的确立是一个渐进过程。早期的英美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不承认作为义务的存在,并间接地否认了刑法中的不作为。随着刑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限制性地承认了刑法的作为义务。在刑法作为义务的研究中,英美法系国家的理论不断地向大陆法系国家靠近。目前英美法系国家在确立刑法作为义务的范围方面呈现出扩张的趋势。     

对"劝离前科暂住者"事件的几点思考

2007年6月初,媒体曝光了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劝离"辖区内"前科暂住者"事件。从公安机关有效管理的角度而言,对前科暂住者予以重点关注是有理论依据和执法依据的,但是重点关注的方式应以不干涉公民自由、不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为界。将"劝离"作为重点管理的方法不仅侵犯了公民权利,而且无益于治安形势的根本改善,反映出基层公安机关对社会治安的控制能力亟待提高。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的新思路

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制度主要有累犯从重处罚制度、部分前科报告制度以及特定职业禁止制度。这些制度反映出我国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存在重惩处轻预防、重防控轻治理的倾向,与社会管理创新政策直接冲突。为此,前科人员犯罪治理应尝试建立帮教防控一体化、常态化机制,实现路径上,通过建立累犯累进加重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和专门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帮教机构等途径完成。     

“前科消灭”是一项严峻的社会课题

2011年5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了《前科消灭在中国》,读来引人深思。我国古代教育家颜之推曾有句名言:人在少年,神情未定。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特有的冲动、不成熟的性格特点,往往会使他们轻易触动到法律的底线。近年来,犯罪现象呈现低龄化,未成年人实施抢劫、强奸等案件常有发生。有很多未成年人上了法庭还不知道自己犯了罪。但他们需     

让失足未成年人“无痕迹”回归社会

未成年人犯罪后有了前科，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纸犯罪记录，成了他们身上一生都卸不掉的包袱。无论升学、就业还是与人交往，“犯罪标签”始终与失足未成年人如影随形，成为其回归社会最大的障碍。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探索和试点，为消除失足未成年人“标签效应”打开了一扇窗。     

对诈骗罪中“欺骗”的规范理解

站在将规范与法益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的立场,可以将冯军教授所倡导的对刑法的规范理解补充性地解答为站在法益权衡这一刑法规范的目的上来理解刑法,即刑法规范通过对法益的权衡比较来达到保护法益或更好更有效率地保护法益的目的。以此为出发点,诈骗罪中欺骗的规范化的含义应被理解为:如果是二者间的欺骗,指将其行为所导致的危险应划归国家管理的欺骗;如果是三者之间的欺骗,指在将其行为所导致的危险应划归国家管理的前提下,被骗者承担识别行为人是一个对自己提起财产处分的实质合法主体的义务不会导致社会整体利益失去平衡的情形下的欺骗行为。因此,对于使用他人真实有效的随时可支取存单或信用卡在银行支取款项的行为,如果银行履行了形式审核的义务且并无过错则不宜认定为诈骗罪或信用卡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