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确行使治安行政自由裁量权

治安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公安机关在进行社会治安管理活动中,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下称《条例》)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可以在《条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即对采用何种处罚方式、处罚幅度进行选择的权力。公安机关行使治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直接以治安行政处罚为其表现形式,即警告、罚款和治安拘留。因此行使治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不仅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关系到公安机关在治安行政诉讼中的胜败。正确行使治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对于提高公安机关治安行政管理效率,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讼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治安行政诉讼几个新问题探讨

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以来,治安行政案件已成为行政诉讼的对象,公安机关进入行政诉讼遇到了一些现行法规难以规范的棘手问题。笔者为此提出粗浅的探讨意见。一、公安机关在治安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公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治安管理职能,对违反治安法规的人用裁决予以处罚。由于被处罚人(或称相对人)不服,向上级公安机关申诉,引起复议程序。对复议结果不服,根据“司法救济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原治安行政裁决,进而请求公安机关改变或撤销其裁决。     

完善我国行政登记制度之对策

行政登记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的,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依相对人申请,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涉及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方面的法律事实予以书面记载的行为。行政登记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第一,行政登记是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为;     

治安承包管理模式的理论依据与实践

治安承包这种社会化、市场化的管理模式逐渐兴起 ,探索其理论依据 ,对完善治安承包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的治安承包主要有二种 ,一为治安防范承包 ,二为治安管理承包。对治安防范承包 ,公安机关不要直接参与 ,应把它看作是公民自我防范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治安防范承包之外 ,公安机关还要对承包区域进行治安防范 ;对治安管理承包 ,公安机关应作为发包方之一 ,对承包人进行监督管理 ,防止管理权力的滥用 ,并把它看成是提高公共治安供给效率的一种尝试     

刑事悬赏中犯罪嫌疑人、罪犯的赏金给付

刑事悬赏是一种行政奖励行为。自首的犯罪嫌疑人不能成为刑事悬赏的相对人;构成立功的犯罪嫌疑人、罪犯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按立功处理,不能成为刑事悬赏的相对人;协助公安机关查获与自己案件无关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立功的同时可以成为刑事悬赏赏金给付的相对人。     

完善县域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架构设计及实践探索——基于余姚市公安局的实践

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应对复杂治安局势、提升公安机关驾驭能力的一项重大举措。其内涵丰富,涉及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管理、控制等所有层面和各个警种职能;其外延十分宽广,既能上升为政府工程和民生工程,又迫切需要社会化的工作配套机制。以县(市)级公安机关余姚市公安局的实践为调研样本和设计蓝本,就完善县域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现实意义、指导原则、架构设计、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阐述。     

《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精神及其对公安行政强制的检视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公安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必不少的强制手段，它对于建立良好治安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起到了促进作用。当前《行政强制法》已正式实施，其主要立法精神可概括为约束政府行政强制、给予相对人人文关怀、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等内容。公安机关应充分认识《行政强制法》施行的重要意义，对照立法精神检视公安行政强制实践问题，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的执法流程和标准，完善执法制度体系。     

心理咨询技术在治安调解中的启示与运用

<正>治安调解对于基层公安机关而言,是化解社会矛盾、增进警民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2009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查处治安案件1105万起,治安调解372万起,占查处治安案件总数的33.7%。然而,对于民警治安调解的能力,上级公安机关的业务指导几乎为零,绝大部分民警的调解能力是靠调解失     

论公安行政不作为及其认定

公安行政不作为是指公安机关负有积极的法定作为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法定职责的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对其构成要件要从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负有特定作为义务、具有作为可能性和程序上不为三个方面去把握。鉴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认定公安行政不作为时,应当区分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不作为”和“不能作为”,“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时间外”,要认识到公安行政不作为的构成并非以相对人的申请为要件。     

构建治安调解执法标准体系的思考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即治安案件)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对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独特作用。为了规范治安调解执法行为,提高治安调解的效能,完善矛盾纠纷调解处理制度,针对治安调解执法实践中存在的大量不规范问题,构建一套科学、精细、操作性强的治安调解执法规范和勤务标准体系尤为必要。     

论警察行政调解

警察行政调解是建立在既有的警察治安调解的基础之上 ,行使其行政权能的一个重要方法。它的适用对象应该包括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中的自诉案件和对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赔偿部分。警察行政调解对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显著 ,但需在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合法原则的指引下进行 ,同时对其具体操作程序也需要科学构造     

从强制到自愿:公安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适用

政策工具是政策的构成要素之一,政策工具选择正确与否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一直以来,公安政策工具倾向于使用传统强制性工具,主要包括管制、直接提供、强制性措施。这些强制性公安政策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乏灵活性、抑制社会活力,容易引发社会抵触情绪,产生官(警)民冲突以及容易滋生特权及权力寻租现象等弊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公安政策工具,在公安改革的过程中积极采用自愿性的公安政策工具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安政策的执行力,而且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自愿性公安政策工具主要有家庭与社区、志愿者服务、签约外包、公私伙伴关系、市场。选择和适用这些公安政策工具,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公安政策目标为基本标准,注意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及其适用的环境,遵循政策工具选择及适用的合理程序。     

从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谈治安管理处罚中应注意的问题

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四大特征。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要做到行政行为的严肃性,就必须确保执法过程的法定程序完备,不能将自由裁量权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不可朝令夕改,确保处罚决定对违法行为产生拘束力。     

治安学的范畴及其体系探究

治安学范畴是关于治安现象的普遍或本质的概括反映。从包容的知识量和结构量的不同,治安学范畴可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核心范畴三个不同层次。治安学范畴体系是一系列个别范畴的有机集合,由本体论范畴、主体论范畴、客体论范畴、运行论范畴和价值论范畴构成,相互之间紧密相连、互为依存,形成互相关联的范畴树。     

互联网涉警舆情长效引导机制建设研究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几乎警察的所有执法行为都显露在社会大众面前,但当下的网络涉警舆情却出现了警察群体"妖魔化"的趋势,这对警察的公共形象建设形成了严峻的现实挑战。针对这一现象,为消除互联网时代涉警负面舆情,建立良好的警察公共关系,本文分析了当前涉警舆情引导存在的四方面的突出问题,并以"基础研究、应用谋略、及时读判、快速反应、主动引导、慎用警力"二十四字方针为核心,提出了建立涉警舆情引导工作的五个设想,最终得出建立互联网涉警舆情引导机制是现代公安工作的必然选择的结论,以期对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论规制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

形势异常复杂、多变，立法机关不可能预见社会治安形势的全部以及公安行政执法活动可能发生的所有影响。因此，法律不得不授权公安机关在法律原则指导下，执法主体根据具体情况斟酌权衡从而采取适当的措施。本文从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理论内涵入手，在探讨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适用原则和存在情形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结合公安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剖析了问题成因，探索性的阐述了当前形势下对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有效规制的途径及对策。     

The maid of Chinese politics: Mao Zedong and his philosophy of struggle

The basic law of dialectics is the unity of opposites. It is natural for Marxists to stress opposites rather than unity, for it advances the doctrine of class struggle. Mao adopted Lenin's proposition that the unity of opposites is transitory, while the struggle of opposites is absolute. However, both Lenin and Mao failed to see the logical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is proposition and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Stalin, who disagreed with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of contradiction,” asserted that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s achieved through combat rather than harmony. Mao at first disagreed with this philosophy and advocate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This accounted for the polemic of “the identity of thinking and being” in China, from 1959 to 1962.

However, in 1964, Mao launched a campaign to criticize “two combined into one “ and to propagate his own idea of “one divided into two.” The chief reason for this was that Mao needed an ideological legitimization for the schism with the USSR. This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ao's philosophy, for it implied the abandonment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nd a retreat towards Stalin's viewpoint. Ultimately Mao devised his “philosophy of struggle” to serve as the guiding philosophy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规范公共行政行为必须控制政府组织的自利动因

公共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是政府组织 ,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不应具有自利动因。而事实上政府组织因其具有“经济人”特征 ,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 ,这种特殊利益往往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日益突出 ,并由此而产生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因。必须通过控制政府组织的自利动因 ,来规范公共行政行为 ,以达到保证公共行政行为在规范化轨道上健康运行的目的。     

长江水域治安防控问题调查研究

当前长江水域治安形势严峻,水上从业人员流动性大,侵财案件多,群体性事件突出,治安灾害事故频发。长江水域治安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涉水管理部门工作缺乏协调,水上巡逻防控力量不足,治安情报信息不畅通等。构建完善的长江水域治安防控体系,必须整合行政资源,形成长江水域治安防控合力;建立水上巡逻防控网络,增强预防控制犯罪的能力;建立新型的群防群治网络,增强社会防控能力。     

治安调解存在的问题与制度完善

治安调解实践中存在缩小或扩大调解范围、违反自愿原则强行调解、程序缺失、效率低、方法简单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治安调解的范围模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治安调解基本原则缺失,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实际需求;治安调解没有或缺少相关程序规定;治安调解法律效力规定不明确,过于笼统;缺失调解无效和调解救济制度。应当从立法进行完善:确立治安调解的基本原则;科学合理确定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和标准;设定简捷、高效的正当调解程序;重新设定治安调解的效力;确立调解无效和调解救济制度。并应改革与完善治安调解执行制度:正确认识治安调解的价值,努力提升办案民警的基本素质;创新治安调解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或避免上访及申诉现象;建立治安调解的奖惩与监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