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及其公务员在公安派出所问题上的自利性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自利是人类行为的基本特点。个人天生追求效用、利益的最大化和代价的最小化,政治家的行为也不例外。政府及其公务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就是政府行为的自利性。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看,有关政府及其公务员在公安派出所问题上的自利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干警行为的自利性,公安派出所行为的自利性,纵向公安系统和横向乡镇党委、政府行为的自利性。有关政府及其公务员在公安派出所问题上的自利性会导致行政权异化,产生腐败。正视这种自利性行为的存在,能使人们正确对待政府及其公务员对自身利益的合理追求,深刻地认识对政府及其公务员权力制约和实施全方位监督的必要性。     

从政府自利性属性看政务公开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具有自利性的属性,该属性决定了政府行为有寻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和趋势。政府自利 性的属性必然和政府为公益服雾的目的性产生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使政府的行为始终围绕公共利益进行,一种有效的对策是 公开政府行为:公开政府行为必须走法治化之路。     

浅论政府自利性与公信力冲突问题的研究

政府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表现出其自利性;公信力是政府执行能力以及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政府肩负着自利性和公信力两重任务,两者同时追求过程难免存在冲突。为此,试图从政府自利性和公信力的内涵界定、两者冲突的本质和协调途径进行探索研究,使它们之间的冲突得以弱化,从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关系辨析

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公共利益在政府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具有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之间又存在潜在的矛盾性。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兼容发展,首先应承认并尊重合理的政府利益,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其次,从法律上进行规范,有效遏制政府自利行为的恶性膨胀,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此外,还须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采用伦理规范与制度约束有机结合,制约行政人员。     

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关系辨析

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公共利益在政府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具有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之间又存在潜在的矛盾性。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兼容发展,首先应承认并尊重合理的政府利益,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其次,从法律上进行规范,有效遏制政府自利行为的恶性膨胀,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此外,还须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采用伦理规范与制度约束有机结合,制约行政人员。     

“外部约束性”与农村基层政府组织行为异化

借鉴组织社会学者的观点,本文提出"外部约束性"的概念,并以此为视角分析农村基层政府组织行为异化现象的外在动因。当前,农村基层政府组织行为异化与宏观"三农"战略政策的"倒逼"、"压力型"政治承包机制、基层官员政治晋升竞争的"挤压"、村自治组织的软性约束以及乡村强势利益群体的"俘获"等这些外部约束性动因相关联。     

政府成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条件与机制分析

政府要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具备下列条件和运行机制:政府能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效地协调统一起来,实现对社会各界利益的整合,政府的合法性不断得到增强,政府有效地克制自利性动机,协调好政府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努力把政府建设成为真正的责任政府。     

论自利在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价值

在市场经济中,自利具有中性甚至是积极的社会价值。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把自利行为视为消极的品德。因此,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今天,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社会价值观。重析“自利”的伦理性质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上,人们对于自利的行为总是予以极为消极的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自利的行为,被视为缺少伦理价值的行为,甚至是自私的品德亏缺的行为。在过于注重群体利益而漠视个人权利的时期,个人的自利行为被视为伦理上的堕落行为。因此,自利与自私被混为一谈,甚至与损人利己相联,个人主义被误认为利己主义。正因为对…     

官员趋向于“经济人”角色的原因

叶盛楠、许健在《理论界》2010年第4期载文分析了官员趋向于经济人角色的原因。他说,官职作为一种职业,与其他职业有其共性,具有自利的属性,也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官员职业又具有特殊     

地方保护主义不可忽视

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是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地政府、组织、个人的利益而不顾甚至损害全局利益或其他地方利益,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的行为和现象的总称.     

政府利益与行政权力失范

政府在行政活动中具有充分的权力、财力和文化资源支持,有着特殊的角色地位,因此政府利益具有特殊性,政府利益的特殊性和地位角色的特点使得政府存在着不适当利益,在不适当利益的驱使下,政府必然可以利用自身特有资源扩张或缩小行政权力,甚至根本不使用行政权力.     

行政公益诉讼模式的选择

当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应容许国家公诉机关或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直接关系到公益保护的有效和行政权力监督的力度.在我国建立以行政公诉优先、民众诉讼为补充的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既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法律知识、办案经验,调查取证方面的优势,又动员了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的行使,从而构建监督行政权力的系统,促进行政权依法行使,从而维护公益.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部门利益”问题

部门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它的存在阻滞政府职能转变,破坏法制统一,滋生寻租腐败,使改革与初衷发生偏离,成为建立现代公共行政体制的器质性障碍。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制度建设,从体制和制度上有效治理部门利益,才能推进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根本转型。     

政府是否是“经济人”?

现实中的政府或行政机关从应然的和组织的角度来说不是经济人 ,而是公利人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 ,各国政府肯定是经济人 ;从实然的角度来说 ,作为公务员或行政人员的个人则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人 ;作为组织的行政机关则并不总是公利人 ,而是经济人与公利人的性质兼而有之。政府官员是经济人是对客观事实的承认 ,并没有贬低任何政府官员。政府或行政机关表现出来的公利人的性质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约束之下产生的 ,一旦外控疲软 ,则作为组织的政府或行政机关更易于表现出经济人的行为     

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思考

随着我国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公共利益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仅依靠政府管理、舆论监督以及传统的民事及行政诉讼等方式,已经不足以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更不能及时发现及解决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充分发挥和实现每一个公民保护公众利益的权利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拟从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设想,以期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公益保护途径。     

论行政决策听证代表的遴选——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行政决策听证的本质,是以民主程序事先防范公共利益被侵害,以限制行政决策权的恣意。不脱离利益语境的对特定观点的表述和论证能力,以及在理性论辩中的论证和反思能力,共同体现出对决策听证代表资质的要求。优化听证代表遴选方式的基本途径是:将遴选过程架设到非正式公共领域中,为遴选方式的形式合理性注入实质合理性因素。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的实证解析与制度重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施行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理念不断深化,制度不断完善,实践不断发展,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推动廉洁、高效、透明的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稳步显现。与此同时,从行政复议视角看,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依旧存在,掣肘着这项制度功能的发挥。未来,应当强化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权力运行这一主导功能,进一步推动加大主动公开力度,统一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重大问题的认知标准,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全面、便捷、有效的优势,以助力于政府信息监督救济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从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良好施行和实践深化。     

环境公益诉权及其程序保障——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视角

实践表明,我国保护环境的传统模式即行政执法方式是失灵的。当前,探索司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新模式是必要的,而环境司法的首要问题就是环境公益诉权的问题。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同时,还要探索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过程中的诉讼地位、处分权的规制、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时效等程序机制,以达到既保障且诉权、又加以合理规制的目的。     

认知、利益与妥协——区域公共管理的政治前提阐释

在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的复杂生态条件下,囿于行政区划基础上的封闭治理模式——行政区行政已难以通过自身调适有效解决日益＂外溢化＂和＂区域化＂的区域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传统行政区行政模式必须向区域公共管理模式转变。这种后发外生型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必然涉及政治系统调整和改变。政治系统内部的认知差异、利益差异及相互妥协是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实施的政治前提。     

论国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启动国家征收的前提也是国家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模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完全的列举模式。实践中,具体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应由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依法定的符合公共决策规律的程序行使。人大可以通过对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的监督,以及行使《监督法》赋予的对社会重大事项的监督权等方式间接控制行政机关“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司法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界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应在体制上保障其中立地裁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征收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