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城市建设的“破”与“立”

破旧立新,对于任何正在进步或渴望进步的事物来说,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过程。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城市建设正处在“破”与“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城市现代化和城市扩容的需求呼唤建设规模更宏大、功能更完善的新城：另一方面,民间对保护旧城、善待历史,传承城市文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何看待城市发展中的“新”与“旧”？“立新”是否必然伴随大规模的“破旧”？怎样处理好城市建设“破”与“立”的关系？厘清这些问题,才能规避“伪城市化”风险,不断提高城镇化推进的质量,使城市发展步入永续发展的轨道。     

嬗变与传统——“80后”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特征探析

“80后”进城务工青年他们更加注重自身权益和发展，更加在乎良好的工作状态，渴望得到尊重，渴望享受现代生活，期望成为城市永久居民。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以及心理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在嬗变与传统中徘徊，他们是城市发展的动力补充，政府应采取切实可行的完善措施，帮助他们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真正过渡。     

“大东精神”与“大东人”的文化自觉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支撑。“志存高远,澎湃驰翔”的“大东精神”的塑造和培育标志着“大东人”对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自发的追求走向了理性的自觉,走向了文化的自觉。“大东人”的文化自觉体现在“大东人”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以“大东精神”统领和支撑大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文化力提升经济力,打造区域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市民族工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体现在“大东精神”塑造的与时俱进。     

诸暨：“为”与“不为”

政府该如何“有为”,如何“无为”,既关系诸暨的未来发展,又涉及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更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农民工“内卷化”行为倾向研究

农民工“离乡不离土”的社会行为具有典型的“内卷化”特征。这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土地及相关惠农政策的吸引等客观原因，也有农民工人力资本匮乏，文化、心理及生活方式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等自身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发挥扶植与引导功能，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推动城乡交流，促进农民现代化。     

新媒体时代政府“舆情危机”治理探究

“舆情危机”是新媒体时代政府经常遭遇的一种危机形式。“舆情危机”实质是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它指向的是政府形象、政府公信力、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政府“舆情危机”治理应遵循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对话沟通、信息及时公开、引领舆论导向等原则；政府“舆情危机”治理方式包括做好潜伏期的预防预警工作、突发期应急反应和干预工作、持续期舆情信息分析与研判、淡化期舆情信息跟踪和反馈工作。     

精“敲”细“打”的“十二五”就业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日趋发展，把就业“打造”成为备受民生关注的要点和热点。而如今，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俨然成了政府必须精“敲”细“打”的“瓷器活”。胡锦涛总书记于是强调，“促进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在“十一五”期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进一步改善、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但是在面对“十二五”时期就业总量持续加大的压力，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劳动力供给与企业用工需求不相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的严峻形势之时，     

农地征用制度安排的“两难”分析

农地征用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处理农地征用的利益分配关系上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境地:经济发展需要以较低的成本征用土地;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要求按照市场价格征地。“两难”选择的实质是由谁来承担发展成本的问题。当前,解决“两难”选择应把保护农民利益、维护长远利益放在首位。     

农民工“五难”与城市和谐社区的建构

农民工问题是牵涉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影响城市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思想、行为特征表现出与农民和市民不一样的特殊性,而农民工的反社会行为已成为影响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个不和谐音符。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无结构访谈的经验方法,从理性层面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问题化”的成因,将经验分析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并试图从操作层面上立足城市社区建设,探讨农民工城市生活“五难”问题的解决路径。     

科学发展 铸就辉煌——通辽市“十一五”成就回眸

“十一五”期间，通辽市党委、政府始终把科学发展和加快发展结合起来，坚持扩大总量与调整结构并举、富民与强市并重，胜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为通辽“十二五”期间更好更快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三个代表” 坚持“三个面向”

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的发展观。“三个面向”重点指向现代化、世界和未来,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审视中国的现实和发展问题,其强调的核心是要在开放的系统中确立发展的定位、在比较的选择中定位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个面向”的思想理论,与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是以人类文明的视野对中国现实和发展问题的观照,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坚持“三个面向”,落实“三个代表”,这不仅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实践选择,更重要的在于,这是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和方向。     

以新的视角认识当代的“社”与“资”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由于诞生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共同胜利论”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巨大差距，超越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愈越阶段的“社”，其优越性的发挥不可能在革命刚一胜利就立即呈现出来，而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带有姓“社”姓“资”的性质，但作为二者的具体实现形式，则不可简单冠之以姓“社”姓“资”。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如何认识当代的“社”与“资”，就更应从以往冷战时期只讲它们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而应看到二者相通和相同性的一面。     

天津高新区：打造创新之“核”

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的竞争、发展环境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城市软实力以及政府软环境的竞争。简单的“一”字谁都能写，但是书法家笔下的“一”字看似简单，却更具神韵，这就是普通与特色的区别。     

中国“三农”问题对策研究

农村城市本无鸿沟,人们原来都是在田园里生活。城市初始就是农民创造的,一部城市发展史,就是农民演变为市民的创造史。建国50多年来,中国的农民艰苦奋斗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沉重而伟大的贡献。现在城市的发展“日就月将”,农村却举步维艰。“城得山水而秀”,城市需要农村,城市的繁华需要农村的繁荣。扶弱携后,投桃报李,这是一个文明平等、共同富裕社会的应有之义和情结。同时,也只有亿万农民富裕起来了,中国经济才能快速持续发展,中国全面反哺农业非常重要,是时候了,不能再有迟疑。中国农民最质朴、最富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无数事实表明,中国农民一旦站到有利位置上,他们的历史创造性就会像黄河之水一样滚滚而来,成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最强动力。给农民全民待遇,举全国之力给予他们各种政策援助和财力物力支持,让中国“希望的田野”也迎来美好的春天。     

“盐灶”与“盐婆”

滨海城市富有海滨特色,连一些街路的名字都带有浓郁、腥咸的海味。比如,海口就有与食盐和制盐有关的“盐灶路”“、八灶街”……“盐灶路”所处,就是原来的盐灶村。当年,大海就在村边,村民靠海吃海,世代垒灶煮盐“,盐灶”因此得名。这个傍海的小村,根据人口分布和流水地势,又分为上灶村和下灶村,但外人习惯称之为盐灶村。大海随着潮水后撤而后退,岁月随春秋代序而流逝。于是,大海离村子越来越远。后来,连滩涂也被填平建房,溪流被埋成下水道,并在城市扩展中成了盐灶路。如今“,盐灶”已徒有其名,炉灶早已拆除,早被人们淡忘。可是,在耄耋老人…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政府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政府应体现和贯彻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务实、创新、法治、德治、服务、民主、公平、开明、先进、廉洁、廉价、高效的政府形象,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教育农民工”：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城市融入状况调查

对广州市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的城市融入和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后发现，这群青年教师无论在生活、就业还是身份认同上都与“农民工”无异。他们在户籍、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工作任务重、工资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教师职业权威被削弱，本文称之为“教育农民工”。调查还发现，现行教育体制和户籍制度的“双重排斥”是导致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社会融入程度低的根本原因。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可从保障外来工子弟学校青年教师的劳动权利、社会权利、发展权利三方面入手改善其生存状况，促进其城市融入。     

“四化两型”建设中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研究

“四化两型”社会建设内在地要求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的协调是城市经济社会和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发挥政府在利益关系协调中的作用，不断地完善市场和提高市场的均衡程度，有利于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     

“西畴精神”的生命力

历届西畴县委、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搬家不如搬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被省州党委、政府充分肯定并在全省上下推广。“西畴精神”是西畴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全县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西畴人民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力量源泉。正因为有“西畴精神”才有今天西畴的发展变化，正因为有“西畴精神”，才赢得了上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理解、同情与支持。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西畴精神”是西畴发展的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作为“西畴精神”的发源地和创造者，…     

从“隐贫”到“脱贫”:新时代我国城市“隐贫”青年问题再探讨

城市“隐贫”青年,麻木在体面的工作中,享乐在尽情的消费中,依仗在父母的保障中,成长在婚恋的责任中。城市青年的“隐贫”成因存在个体差异,依据不同的消费动机和价值取向,可划分为五种“隐贫”类型:自我投资型、阶段性享乐型、归属融入型、虚假虚荣型和消费成瘾型。要帮扶城市“隐贫”青年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强化风险意识,做到科学理财;针对不同的“隐贫”类型,要有侧重性“对症下药”;还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隐形贫困”显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