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政府公共服务 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构建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有利于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均G D 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发展阶段,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各级政府只有提供系统性、制度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才能适应迅速增长的社会…     

浅议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政府改革与建设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本文从理论层面对服务型政府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地方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地方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还存在严重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党中央制定的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本文从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方面出发,就问题给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建立服务型政府应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

2004年，同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称《纲要》）捉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SARS危机对政府角色的冲击与推动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是社会管理和经济调控,政府是“有限政府”而非“全能政府”。SARS危机揭露我国现行政府角色的结构性缺陷,推动政府将其主要职能转变为公共服务。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日益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何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职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成为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本文分析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困境,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地方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现实路径。     

从职能转变角度谈建设服务型政府

目前，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定位正基本趋于一致，即建设一个有限政府，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目前，我国已进入以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公共供给不能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核心问题包括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存在的许多方面的问题。这表明我国政府职能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与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职能转变。     

公共服务改革视阈中的地方政府竞争力探析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已成为政府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公共服务的特殊职能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越来越从过去仅仅或特别重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竞争转向更重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竞争。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服务的竞争力,公共服务竞争力是现实能力与未来潜力的统一。当前,需要通过改革创新,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改进服务机制,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及加强绩效管理等途径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力。     

论政府职能的道德性

道德政府的职能到底是什么?这对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政府的职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无论是理性正义论、神序论、契约正义职能论、社会正义论、制度正义论,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仁爱正义论,都不可能克服阶级的局限性和集团的利益偏见,因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政府的职能态度。只有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道德准则,构建和维护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的制度和环境的国家机构及其职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政府的职能。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看消防工作社会化

消防职能作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一部分，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领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为政府“减肥瘦身”，实现从“大而全”到“小而精”，从无限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把以前由政府包揽而又无法很好地完成和实现的许多“职能”逐步推向社会，实行社会化服务或交由中介服务机构完成。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相适应，消防改革势在必行，走社会化道路是消防工作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本文试图把消防工作社会化置于这样一个政治历史背景下来思考，并就消防工作社会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公共安全服务主体理论探析

警察提供公共安全服务似乎是一个不需证明的论题,然而随着社区警务、治安承包等多元主体提供公共安全服务的实践产生以后,关于公共安全服务主体的探讨就不能回避.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来,治安秩序不是纯粹的公益物品,维护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力量也不能够单一由政府加以提供.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

维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警察权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警察权的这一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社会自治领域的形成,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公共权力的特征日益凸现。警察权作为公共权利的一种,本源于人民,并应服务于人民,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强制性以及必要时使用暴力是警察权得以顺利实现的有效途径,但不是目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把强制性权威真正转变为合法性权威的过程;警察权还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规制。     

全媒体时代警察公共关系建设路径与策略

随着社会发展和警务改革的深入,警察组织、警察个体的职能、工作重心和社会角色都发生了深刻的文化。在信息传播速度日益加快的全媒体时代,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不断提高,公众对公安工作和警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警察组织必须回应公众对警察形象和警察服务的期待,探索全媒体时代警民关系的和谐之路,探讨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新路径与新策略。     

治安预警机制：社区警务建设的新尝试

在社区建立治安预警机制是完善社区警务,有效打击、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社区警务中构建治安预警机制应根据社区警务的特点,确立和发挥其在社区警务中的功能,完善以警情通报制度为中心的信息通报、披露制度,完善治安预警的相关机制,扩大适用范围。     

社会分层与治安善治

社会分层反映一个社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结构关系、利益表达协调和实现机制、社会活力释放机制,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状况合理性与否的整体性反映。它在深层蕴含着一个社会的内在张力的蓄积情况,决定着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和演变的规律。社会治安善治,是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社会治安的过程,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一种新颖关系。社会分层必然关切于治安善治的内容及其结构模式。在当代中国背景下,治安善治理应采取行政吸纳社会的模式进行,它既可以保证稳定,又能持续改善。治安善治的制度结构应该是支持性治安基础制度和控制性治安制度的有机统一。     

论社会行政法

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和政府职能的首要价值,构建社会行政法也成为发展我国行政法及其司法审查制度发展的主题。社会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和其他公法受益权,规范行政机关行政给付和其他社会服务义务。公民的集体受益权、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程序、相关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是社会行政法的核心范畴。     

转型期地方政府合法性危机与重塑

政府合法性探讨的是政治系统如何赢得公众广泛信仰、支持和认同的问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弘扬公共精神,坚守公共性,推进公共行政,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历史演进视野下解决地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根本之道。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IZED POLICING ATTITUDES: CONFLICTED CONSERVATISM AND SUPPORT FOR POLICE USE OF FORCE

America is in the midst of an extraordinary public debate about police policy. “Conflicted conservatives,” who are symbolically conservative but operationally liberal, may have a disproportionate influence on policy making. Specifically, conflicted conservatives may be more likely to vote across party lines because they attend more to utilitarian concerns about social conditions an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than to symbolic issues. Prior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however, typically has treated conservatives as a homogenous group. We use data from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o explore the extent and correlates of global and situational support for police use of force among conflicted conservatives and other political groups. The findings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estimated with two analytic samples (N = 11,119 and 2,069) indicate that conflicted conservatives’ attitudes about police use of force are distinct from those of “consistent conservatives” who are both symbolically and operationally conservative, but do not reflect a unique consideration of utilitarian concerns over symbolic beliefs. Two other notable findings emerged: 1) Racial attitudes predicted support for police use of excessive force invariably across political groups and 2) public support for excessive force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harply contrasting trends in general punitive sentiment.     

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