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过形式的确定——刑法第15条第2款“法律有规定”的含义

确定具体犯罪的罪过形式时,不能以“事实上能否出于过失”的归纳取代“法律有无规定”的判断,而应当充分考虑并贯彻刑法第15条第2款“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将某种犯罪确定为过失犯罪的法定标准,是法律有文理规定。根据尊重人权主义的原理,对于法益侵害并非严重的行为,不宜确定为过失犯罪;按照责任主义原理,不能出现某种犯罪只能由过失构成而不能由故意构成的局面;依循刑法的谦抑性原理,罪过形式的确定,不能以其他法领域规定的过错形式为标准。     

法律专业教育质量的评价机制--学生消费者时代的功利与公正

在中国法科教育中,产业化的倾向有两种具体表现:一种是办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或者开展其他不同类型的经营性业务,不妨称之为“多样化经营主义”;另一种是办专业培训班、扩招以及对学费的范围、金额进行上方调整,不妨称之为“学生消费者主义”。     

论法的职能和功能

在我国法学界关于法的概念的论争中,有一种将法的职能、功能同法的本质等同起来或混淆起来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认为“镇压敌对阶级,以便建立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即“法的阶级性”,仅是法的本质的一个方面;法的本质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管理公共事务”即“法的社会性”。还有人从国家统治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关系上寻找论据。他们引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     

论民法中的善意制度

(一) “善意”一词,在民法上通常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己的不法或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订立的契约……应以善意履行”。另一种是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况。如货物买卖的承受人不知出卖人对货物无所有权或处分权而承受该货物的心理状态,就是善意。各国民法典中的善意,大多是指这种善意。本文所研究的,也仅是这种善意。     

占领信仰阵地

信仰,依词典上说,就是对某种宗教或某种主义信服、崇拜而奉为言行的准则.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度,儒、佛、道教绵延不绝,出于对自然力量的无知、精神生存的抚慰,抑或是某种功利的需求,人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择一而信,并达到一种十分痴迷的程度.比如一种以信仰代替科学知识的僧侣主义(也叫信仰主义),宣扬信仰高于理智,宗教高于科学,鼓吹上帝创造一切.列宁说它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马列主义诞生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理论,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广大共产党人也就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理论旗帜,奉为毕生为之奋斗的言行准则.从此,中国人的信仰界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斗争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关于罪状和罪名的一些问题

罪状和罪名是法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关于这两个概念,目前在我国的法学著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说法,似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一、什么是罪状?这个概念,目前各书说法不一。有的说:“罪状就是犯罪行为的状态或状况”;有的说:“罪状就是对犯罪的情状的描述”;有的说:“罪状就是犯罪行为的具体状况”;有的说:“罪状就是对罪行的名称和犯罪构成特征的叙述”;有的说:“罪状是对某种犯罪构成特征的描述”等等。这些不同的说法,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状态”、“状况”、“情状”等概念来解释罪状,另一类是用“犯罪构成的特征”来解释罪状。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正确,前一种说法不那么明确,不易掌握。     

不动产登记的实质审查初探

自不动产登记制度创设以来，登记机构便面临着这样的困惑：面对申请人的登记申请，登记机构究竟应审查到何种程度才能给予登记，而审查的程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就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形式审查主义，另一是实质审查主义．两种观点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数学教育与创造素质的培养

创造力就是根据一定目的 ,运用一切已知信息 ,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新颖”主要指不墨守成规、破旧布新、前所未有 ;“独特”主要指不同凡俗、别出心裁 ;“有社会价值”是指对人类、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如重大的发明、创造和革新 ;“有个人价值” ,则是指对个体的发展有意义。教育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基本途径 ,教改的核心应是创新教育 ,应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没有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就是教育的一种失职、失误。创造性人才有以下的个性特点 (1)感…     

对我国民法中民事行为制度的思考

<正> “民事行为”作为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最重要的法律事实,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是联结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以及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德国民法典》以来,大陆法国家的民法典一直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法律行为作为意思主义调整方式,与法定主义调整方式相对应,“具有法定主义方式所不可取代的     

法律不能对道德“拔苗助长”

魏文彪为“老弱病残孕”让座应该是基于乘客自身的一种道德意识自觉，如果乘客是因为害怕被罚款而让座，显然并不能起到激发市民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之功效。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障公民利益，当然需要设置必要的行政强制，但是行政强制只能在政府不对公民某种行为实施强制便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权益前提下设置，可是乘客不让座尽管难以使“老弱病残孕”乘客得到照顾，但并未损及这部分人群的法定权益，因而不属于需要进行行政强制的行为之列。对不让座这样不需要进行行政强制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实际就是任意扩大行政强制范围。公民道德意识当然应当不断得到提高，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公民道德水准也确实在不断提高，     

陈久霖为何当庭才收监

在美国法学院听课时,新加坡法律曾被归入“野蛮”一类,因为美国人接受不了“鞭刑”这类“不人道”的刑罚。但近日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总裁陈久霖受审一案,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法律的另一面,那就是:虽然在实体上对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处何种刑罚主要基于本国国情,但在程序上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审前采取保释的做法,却更     

一本违法侵权的法学谤书——质评《中国法学大论战》一书的出版

中国正在从人治走向法治。不过 ,“路漫漫其修远” ,因为中国是一个文盲以亿计 ,而法盲又多于文盲的国家。令人不解的是 ,非文盲又非法盲者如法学教授者流 ,其中竟也有个别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盲法”的地位。所谓“盲法” ,与法盲不同 ,他们是懂法的 ,而且是为人师的 ,但为了某种目的 ,而一叶障目 ,做出无视法律的侵权行为来。由杜力夫、董和平等５人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版的《中国法学大论战》一书（以下简称“论战”） ,就是一例。以资料汇编为名 ,行大批判之实这本书涉及六、七十位作者 ,其中绝大部分人事先都一无…     

多边主义及其当代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学术界很少使用“多边主义”一词。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各类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迅速膨胀,“多边主义”一词才渐入中国学术界的文献中。一、多边主义基本概念的探讨最早提出多边主义概念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大师基欧汉(Keohane),他将多边主义解释为“三个或更多的国家团体之间政策协调的实践”[1],但他使用的只是纯粹词义上的多边主义概念,并没有抓住多边主义现象中的根本性质。在批判“形式”或“词义”的多边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多边主义研究的奠基人约翰·鲁杰(JohnG.Ruggie)提出“多边主义是一种在广义的行为…     

人格是一种特殊的自觉

个人的认识活动有对物质、对他人、对“我”自已的认识三种,它们区分出了两种认识方法,得出了两种人的 本质:在“自外向内”的认识中得到他人的本质,在“自内向外”的认识中得到“我”的本质。人格就是后一种自觉。     

父爱主义与“还地于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一个“还地于民”的过程。因为流转上的障碍,农村土地权利并未真正物权化。流转管制背后蕴藏着父爱主义理念。父爱主义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消解,反而重新抬头。但逻辑上父爱主义的预设前提并不存在,且潜伏着无效率和不自由的危险。父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土地管制所借助的三个正当化理由都有反思的必要。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为“还地于民”提供了历史契机,摒弃父爱主义有助于实现农村土地资产彻底物权化和农民身份彻底市民化,并为克服危机提供动力。     

刑诉法研习中法教义学之提倡——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切入

《相对合理主义》一书为刑事诉讼法学界贡献了两个理论命题:“相对合理主义”与“刑事诉讼两重结构理论”(三角结构与线形结构).面对诸如刑事和解这类“中国问题”,“相对合理主义”在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上都是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的,是一种不尽合理的方法论.而“两重结构理论”注意到我国司法经验同时又考虑到类型化的分析手段和诉讼观,体现了从经验到理论的方法论,在刑诉法学界具有较大影响.伴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大修以及地方性司法改革的层出不穷,以建立在从经验到理论的方法论之上的法教义学来实现刑事诉讼知识创新是值得提倡的.     

“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如此“借鉴”不可取

如今,似乎盛行这样一种风气:一些地方或单位,在通过新闻媒体得知某地取得了某项工作经验和创新后,就打个电话索要一份经验材料,美其名曰“借鉴借鉴”、“学习学习”,然后以文件的形式“克隆”一份下发,或是复制一份“经验”材料在报刊发表。就这样,外地外单位的工作经验和创新,     

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政治人是生活在政治社会中以整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甘于为整体奉献的人。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脱胎于政治社会,受政治思维的影响,一些法律中自觉不自觉地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对于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说,消解和防范政治人的立法思维和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人文主义法的精神论质疑

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文主义是现代法的精神的哲学基础。换句话就是，人文主义是现代法的精神之精神。所谓法的精神，按照论者的说明，就是法的灵魂和中枢神经。这里且不论“现代法的精神”中的“现代”二字之违反科学，把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在‘现代”二字的下面归了伙。仅就人文主义是现代法的精神之哲学基础来看．这本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们的法的精神的一种粉饰，并不科学。如果拿来用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就更其不然了。一、论者说：”现代法的精神必然包含着人文主义，并以现代人文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如果没有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