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理念与宪法命运:中美第一部宪法比较分析

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既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也是近代世界的第部成文宪法。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中国第一部宪法,则是指1923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法》。虽然,中国宪法起始于清末1903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及1911年颁布的《十九条》,辛亥革命发生后南京临时政府又颁布了《临时约法》,随后还有多种宪法性文件。〔但从立法意义上看,真正完成了宪法制定程序的只有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因这部宪法可以算作是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之所以不被重视,是因为它伴着曹锟的总统贿选而产生,故有人将其称为“贿选宪法”,还有人称其…     

论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国法律传统中的宪法精神

中国近代历史风云迭起,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三个政权轮番交替,出台的宪法更是层出不穷.不论是仅为稳定政权而有名无实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是迫于由军阀力量支撑而贿选出的“贿选宪法”,抑或与各政党势力商讨妥协后形成的《中华民国宪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时势造成的偶然性.本文试通过解析194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探讨《中华民国宪法》中所蕴藏的以及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宪法精神.     

略论《天坛宪法草案》

略论《天坛宪法草案》谢伟辛亥革命的惊雷，震憾了近代中国。１９１２年３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１９１３年４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成立。随后，要求制定一部正式宪法的呼声日渐高涨...     

辛亥革命时期的宪政模式选择

辛亥革命所创建的宪政模式,实现了从专制主义法律秩序向近代民主主义法律秩序的转变。许多从清廷统治下获得独立的省份都制定了具有地方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具有较高的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中华民国临时组织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文件,开创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宪政秩序。     

政体、国体与建国

对于民初十年制宪史的重新检视表明,导致宪法迟迟未能颁布的原因,并不只是军阀势力的干预,还同时源自国会内部在有关“政体”与“国体”等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真实的冲突来自于作为军阀政治本质的派系政治,其根源在于民初政治在构建统一主权国家的“建国”问题上的不足。而1923年宪法及其法统最终被否弃的原因,也就并非只是因为“贿选”导致的宪法危机,而更多来自于从军阀政治和宪法政治向党国政治转型的重大政治变迁,是人们在建国问题上的重新思考与道路转折。     

《暂行新刑律》辨正

《暂行新刑律》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通行的第一部刑法典。它从1912年4月颁行到1928年3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同年9月1日施行）时废止，历时十六年，是我国近代法制史上施行时间较久的一部刑法。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的中国法律人

作为中国第一位受聘于哈佛的教授，吴经熊曾起草《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并打上“吴氏宪草”的烙印。用他的自传《超越东西方》来评价他的一生，或许并不为过。     

“宪法一中”与国民党当政时的大陆政策

"宪法一中"是指依据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国民党在退踞台湾后一直坚持"宪法一中"的立场。在四次修改《临时条款》和七次增修中华民国宪法后,"宪法一中"的核心立场仍然未变,但增加了"一国两区"等其他因素。     

"得依法律限制之":《临时约法》基本权利条款源流考

《临时约法》与晚清的《钦定宪法大纲》不同,将基本权利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之前,以宣示人民对于政府的前提性与根本性。但《临时约法》第十五条　“得依法律限制之”的规定,却为政府立法侵蚀宪法基本权利提供了借口。《临时约法》第十五条　的规定,在法例上,可追溯到日本明治宪法第二十九条　“在法律范围内”和普鲁士宪法第二十七条　“非依法律不得设之”的规定;在思想上,源于清末民初国情论下的自由观。经过民国三十多年的立宪论争,《临时约法》第十五条　“得依法律限制之”被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第二十三条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取代。这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　等条款的修改与完善,不无借鉴意义。     

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

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张芳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我国建国以来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毛泽东在颁布此法时，语重心长地说：“婚姻法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婚姻法》的颁布是对几千年婚姻当事人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的...     

最坏的政体——古德诺的隐匿命题及其解读

在1915年的《共和与君主论》中，中华民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曾给出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的命题，构成了共和制与君主制比较的显白命题。古德诺关于中国宪法改革的全部论述，思考的出发点都是中国的宪法改革如何避免衰朽为最坏政体。如果说何为更好或更适合中国的政体，古德诺的答案总是视语境而定的，但作为古德诺宪法思想体系内的一项公理，最坏政体总是一国境内小专制者林立、军人专制的政治格局。     

一部具有现阶段中国特色的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施行五周年

<正> 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的颁布施行已经五周年了。在五年的实践中,证明这部宪法的确是一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它本身是一部具有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是一部好宪法。我说这部宪法是具有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这部宪法是“社会主义的”、不是非社会主义的。宪法开宗明义在《总纲》第1条就明确规定:“中     

警惕:基层贿选“升级”

从最初的“投豆”表决，到现在的差额选举，为了建立起一套程序完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中国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民主的实现是不容易的。用民主之方来医治专制之疾，若操作不当，难免旧病未除又添新病。贿选就是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贿选“升级”从近几年安徽省发生的贿选来看，这种以钞票换取选票的“买官”现象主要集中在乡镇民主选举上。与前几年乡镇民主选举中出现的贿选案件相比，当前的贿选案件正在不断“升级”。从非提名的候选人拉选票，到组织提名的候选人也搞贿选。之所以出现这种“升级”，原因有二：一是当…     

试论国务院部、委规章的概念及其与地方性法规的关系

按照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应该说,地方性法规这一块的概念是比较清楚的,在实践中也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然而关于国务院部、委规章的概念却有所不同了。按照《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所明示的都是“国务院部、委规章”,但国务院1990年2月18日发布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中却这样规定着:“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按照规定程序所制定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也就是说,不仅国务院各部、委可以制定规章,国务院的各直属机构也可以制定规章。笔者认为,国务院作出的“部门规章”的扩     

关于这次修宪的背景、过程、原则、内容及意义

一、修宪的背景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建国以来，我国曾颁布过四部宪法，即１９５４年宪法、１９７５年宪法、１９７８年宪法和１９８２年宪法。此外，１９４９年还颁布过一部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实践证明，１９...     

政体、国体与建国 民初十年制宪史的再思考

对于民初十年制宪史的重新检视表明,导致宪法迟迟未能颁布的原因,并不只是军阀势力的干预,还同时源自国会内部在有关"政体"与"国体"等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真实的冲突来自于作为军阀政治本质的派系政治,其根源在于民初政治在构建统一主权国家的"建国"问题上的不足。而1923年宪法及其法统最终被否弃的原因,也就并非只是因为"贿选"导致的宪法危机,而更多来自于从军阀政治和宪法政治向党国政治转型的重大政治变迁,是人们在建国问题上的重新思考与道路转折。     

独具特色的中国海关法律制度

人们常谈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国家就靠一部宪法、一部婚姻法、一个土地法大纲管理”。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就紧张起草并很快实施了一部多年後许多人也不了解的法律。这部法律1951年4月公布生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在有效实施。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暂行海关法》一直适用到改革开放以後的1987年，才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所取代。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法待立；十年动乱，“无法无天”。显而易见，海关法规有此“特殊待遇”，在於它的存在对一个国家的必要性。     

“五四宪法”诞生记——毛泽东在浙江亲自组织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称“五四宪法”。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宪法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工作班子在杭州     

近代中国立宪主义思潮的演进——从“五五宪草”到“期成宪草”

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公布后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批评。作为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唯一成果的“期成宪草”,则是对“五五宪草”所作的一次大手术,是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同人在孙中山五权宪法学说的话语体系下借鉴西方分权政体的某些制衡因素的杰作,标志着在那个特定时代中国立宪主义思潮的艰难演进。     

直面“三个挑战”:衡阳贿选事件的法理透析

本文从《人民日报》披露的"衡阳贿选事件"相关信息出发,结合湖南人大网、衡阳市人大常委会网等网站所发布的与"衡阳贿选事件"相关的资料,对"衡阳贿选事件"的事实状况进行了全面和系统地深度整理,梳理出一些更为完整的关于"衡阳贿选事件"的重要信息和资料。基于这些深度挖掘的信息和资料,本文详细地论证了《人民日报》对"衡阳贿选事件"定性为"三个挑战"(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以及对党纪国法的挑战)的正当性依据。继而本文又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衡阳贿选事件"发生的可能存在的各种成因,指出了"衡阳贿选事件"可能导致的需要学界和决策层高度关注的"宪法危机"问题。与此同时,本文又从我国现行宪法、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出发,对如何在法律上妥善处理"衡阳贿选事件"在对人、对事两个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作者强调,一定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科学严谨地处理"衡阳贿选事件"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的法律问题,通过对"衡阳贿选事件"的善后处理来将坏事转为成反腐倡廉的动力机制,进一步提高执政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重大和复杂的反腐败问题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