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国体与建国 民初十年制宪史的再思考

对于民初十年制宪史的重新检视表明,导致宪法迟迟未能颁布的原因,并不只是军阀势力的干预,还同时源自国会内部在有关"政体"与"国体"等问题上的争论不休。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真实的冲突来自于作为军阀政治本质的派系政治,其根源在于民初政治在构建统一主权国家的"建国"问题上的不足。而1923年宪法及其法统最终被否弃的原因,也就并非只是因为"贿选"导致的宪法危机,而更多来自于从军阀政治和宪法政治向党国政治转型的重大政治变迁,是人们在建国问题上的重新思考与道路转折。     

政治私约主义的正当性困境:政治宪法学批判——以《清帝逊位诏书》的法学解读为中心

不同于启蒙哲学的政治公约主义,当代我国的“政治宪法学”研究兴起的是一种“政治私约主义”.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围绕《清帝逊位诏书》法学解读提出的“私约建国论”.私约建国论的宪政理念在于,否认暴力革命的建国正当性,诉诸于统治精英的政治妥协和非暴力的和平改良,以期对抗民族分离主义的政治主张.但是在政治正当性上,政治私约主义难以对抗政治公约主义,私约建国论不仅难以经受内部的代表性质疑,也无法对抗外部的分离主张.这一宪政理念源自于清末民初的立宪派思想,植根于英国政治的“辉格史观”.其理论困境的根源,在于否定和放弃了原本存在的宪政共识,因此难以获得普通认同的正当性根据.要摆脱政治私约主义背后的寡头政治原则,需要将政治正当性奠基于革命建国这一共同接受的宪政共识.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七年二月明确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建国三十八年的实践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国家立法的根本方针。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我国宪法,与四项基本原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四项基本原则对于宪法的制定起着指导的作用,它是宪法的指导思想;而宪法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起着保障作用,它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度化、法律化。     

浅析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于1923年10月10日，又称1923年宪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由于它是直系军阀曹锟为掩盖其“贿选总统”的丑闻所炮制的，因此又被人们斥之为“贿选宪法”。但从《中华民国宪法》文本本身来看，该宪法内容比较完整、结构清晰、立宪技术比较成熟，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本文欲从宪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1923年宪法进行分析。     

第二代宪法问题——如何讲述美国早期宪政史

“第二代宪法”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提出,意在超越现有的关于美国早期宪法史的主流叙事.在由第二代宪法所组织起的早期宪法史叙事结构内,“代际”是宪法叙事的基本单元,美国早期宪法史由主流的“建国——重建”两阶叙事转化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三代叙事.传统的两阶叙事讲述的是一种“转型”故事,即重建对建国宪制的再造,而三代叙事则关切由第二代国家构建者所开创的守法道路,关键问题呈现为第二代是如何在漫长的建国时刻中守护并且传承原初宪制的.生活在“内战前”,美国第二代国家构建者所面对的结构性难题即是建国者通过制宪所规定的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联邦共同体.他们的政治求索未能挽救美国免于内战,但在守法主义的宪政视野内,他们并不是毫无作为的一代人.在三代叙事结构内,第二代与其说是“失败”的一代,不如说是“悲剧”的一代:他们面对着联邦党人宪制所遗留的建国不彻底难题,却无法启动制宪权进行宪制续造,而只能在原初宪制框架内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治标而不治本的妥协.     

立宪主义语境下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兼评《物权法(草案)》合宪违宪之争

就宪法的性质而言,它属于公法,而不是无所谓公法、私法属性的根本法。其原因在于其一,宪法的公法性质是确保作为现代法制之基础的公、私法分类的前提;其二,福利国家时代公法、私法的混合与交融不能抹杀宪法的公法性质。就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而言,作为公法的宪法是私法的制定基础。其原因在于其一,以古典自然法理论为基础,认为“私法优位于公法,私法独立于宪法”,是对该理论之时代局限性的放大,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就是重新退回到自由资本主义的阶段;其二,民法典的功能不足以防范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侵害,以此作为实现“私法自治”的基础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更是一种对宪法功能的蔑视。就宪法对民法的影响方式而言,基于所针对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来说就是其一,宪法中应该有关涉经济内容的规定,但以宪法为制定根据的民法并不需要重复宪法中的相关内容;其二,宪法中关涉财产权的规定是民法的制定依据,后者需要对其加以充实和具体化。     

透过《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看清帝《逊位诏书》

本期三篇主题文章都将清帝《逊位诏书》视为中华民国的建国性宪法文件，使得这个一百多年来为国人所忽视的文献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这无疑是在政治宪法学立场上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但由此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清帝《逊位诏书》与同样作为建国性宪法文件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之间的关系，对这个关系的澄清，     

宪法泛政治化的逻辑归谬与历史反思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创立的“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宪法惯例及与美国宪法传统相契合的政治观,将对宪法正当性的逻辑判断转读为对于主体的道德依赖,其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导致宪法的泛政治化。近代旧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亦然:宪法“移植”使得“应然宪法”性状无法获得“实然宪法”有效地证明,则悖论产生;“自上而下”的立宪路径和权力本位,使得宪法缺少正当性基础;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造成“政治”与“宪法”的“目标冲突”,形成“体”和“用”的二律背反。事实就是:宪法的泛政治化是一个世界现象,防止宪法泛政治化,宪法司法化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但以司法化为导向的中国宪政目标之实现尚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悲观主义和冒进主义。     

公民权利抑或个人权利——宪法文本中的个人与公民概念分析

基本权利的主体有个人、公民、法人、组织集体之分,基本权利的最主要主体是个人,这是宪法思想史和宪法性文件所昭示的。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个人只是义务主体。这样使得基本权利主体范围减少,在理论上与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权原理相悖。其原因有理论上的误区,也有翻译的误导。建议把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改为“基本权利”或者“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具体内容则重新以“个人”基本权利为主进行规范,使得宪法规范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与人权规范的本质特点相一致。     

立法为何应当根据宪法?

要准确解释实在法中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规定，需在理论层面先回答立法为何应当根据宪法。可能的理由之一是，宪法是指向普通法律的最高法，是给予其他法律效力的授权立法规范，所以立法应符合宪法授权。理由之二是，宪法是指向人们行动的根本法，是调整人类活动的抽象框架，所以立法应具体化宪法框架。其中第一种理由来自法概念层面，具有一般性，无须另行证明；第二种理由出自框架宪法观念，它具有争议。反对框架宪法观的理由有二：其一，它不符合民主价值。法律宪法在民主政治中的意义是保护特定价值、约束日常政治，而非提供全面蓝图、主导日常政治；其二，它无法说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其“指向行动”和“内容抽象”两个特点均与宪法根本性无关。宪法的最高性和根本性不是两种无关的性质，而是共同来自“宪法作为法效力判准”这一本质。立法因此也不存在两种不同的宪法根据，“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只是要求立法应符合宪法授权，而无须具体化宪法。     

政治权利与人权观念

人是“政治动物”,政治人权是人所固有的、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基本人权。它经宪法确认为公民权利后,属于“公权利”范畴,它既对应于自然人的“私权利”,更对应于国家的“公权力”。它是作为与“经济人”相区别的“政治人”的宪法权利,是对国家权力的防卫权、抵抗权、参与权、监督权而设定并发挥作用的。     

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

宪法学究其根本是为了适用宪法而对宪法文本进行解释的宪法释义学。但是,由于宪法文本的不确定性,在宪法解释中纳入政治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同样的宪法条款,在不同的政治理论引导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结果。考察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是一种社会科学对法学的逻辑自足的祛魅,是有价值的。但是,随意选择作为宪法解释“背景规范”的政治理论,会导致解释的恣意,损害法的安定性价值。所以,必须根植于本国的制宪历史、规范环境和宪法文本去容纳政治理论论证这种“外部论证”,消解其对宪法解释确定性的损害。     

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八二宪法”

“八二宪法”的修宪前提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对继续革命论的拒斥.“八二宪法”是改革转型期的政治宪法,而不是常态政治下的法律性宪法,其生成与演进需要政治维度的认知与建构,单纯的司法机制无法奏效.“八二宪法”存在着复调性,是革命与去革命的综合,是在革命造成的政治体制内发生的去革命的宪制安排.“八二宪法”具有独特的代表制三元性,即由党、人大、政协构成的复合代表制,而在时间上表现为一种“生命—结构”主义的演进逻辑.政治宪法学对“八二宪法”的理论审视是主流宪法学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种分析视角.     

国体、精英吸纳与荣典制度：以民国袁世凯时代为例

总统的荣典权在民初的宪法争衡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但又经常被人忽视的位置。辛亥革命之后碎片化的政治状态，使得荣典制度成为袁世凯政府进行“精英吸纳”以推进国家重建的工具。在“大妥协”之后的“一国两制”现实下，各派对在亚洲内陆边疆地区保留爵位制度有相当共识，但对于总统的荣典权在内地究竟该如何设置和行使，却产生了极大的对立。袁世凯政府综合运用爵位、勋章、勋位、文官官秩、将军制度，对不同区域和阵营的政治精英进行拉拢和吸纳，而这也使得荣典的实质价值标准变得空洞而模糊。袁世凯时代暧昧的荣典实践，折射出民国建国根基的脆弱性。     

走出《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与美利坚共和国的构建

《独立宣言》昭示了殖民地和英帝国“分离”的正当性,但并不必然包括现实的建国方案,这一重任要由1787年美国宪法来完成.后者要在继承《独立宣言》政治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美利坚共和国的初步构建.制宪者通过从“分离”到“统一”的政治议程转换、总统制与权力制衡等机制设置,以及宪政理念的刷新,为共和主义传统注入新的因素与活力.在此基础上,1787年美国宪法得以走出《独立宣言》,并为后来的宪政变革留下遗产.     

我们应当怎样修改宪法——兼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修宪观的得失

本文通过分析“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在方法论上的特征,指出了这两种方法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作者结合宪法修改问题,具体地论述了“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在可能发生的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动议上的不同思考进路,指出必须要将这两种思考进路产生的影响结合起来,发挥其对宪法修改影响的合力作用,才能产生启动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的动议效果.本文还就“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在修改宪法中可能提出的问题和修改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推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两种方法对宪法学理论研究的积极意义.     

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

本文以宪法与革命为主题,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对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立宪建国及其不同路径给予了理论探讨,尤其对洛克、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宪制问题提出了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辨析,并进而勾勒了中国百年宪制的革命建国历程。本文认为通过革命而制宪,宪法终结于革命,宪政出场,革命谢幕,革命的反革命是现代宪制的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各自实现了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而法国大革命则陷入激进革命的震荡之中,至于现代中国的百年宪制,这个革命的反革命还远没有完成。     

宪法的实施与实现

宪法的实施与实现不仅是宪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目前理论与实践中注重于宪法实施,而疏忽于宪法的实现,以导致于宪法的实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本文旨在强调宪法实施的过程中,更注重于宪法的实现,使宪法的价值真正地体现出来。一、宪法实施与实现的差异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和社会实践中都     

宪法性法律的性质界定

宪法性法律是法律而不是宪法 ,它们与其它法律一样都是对宪法的“规则化” ,但又与其它法律明显不同 :宪法性法律是“宪法”法 ,是“国家”法 ,是“权力”法和“权利”法。它们通过将宪法内容具体化、程序化来保障宪法。我国的宪法性法律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欠缺 ,这是我国宪法不能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谈民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关乎对<物权法>等基本民事立法合理性、合法性的评判问题.民法内容固然不能直接与宪法规定相抵触,但民法中大部分有关公民权利的规定并非直接基于宪法的授权,更不是来自于统治者的恣意妄为,而是来自干对人的自然权利的立法确认.财产权是民事权利的核心,因此它应当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宪法作为根本法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而不是在规范的意义上被重视.民法由于调整对象的基本性,因此构成政治生活的基础,当然也成为宪法赖以发挥作用的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