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与文化制衡

“经世致用”与文化制衡李春青“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就儒家而言，这种实用性的文化价值观大致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     

论先秦儒家君子型人才模式

先秦儒家为恢复政治秩序,提出以"德政"、"仁政"为核心的王道政治理念。为将理念变为现实,他们进而倡导"为政在人"、"尚贤使能"的贤人政治观。为选贤与能,做到圣贤在位,先秦儒家对旧君子人格进行改造,提出新君子型人才模式。先秦儒家新君子型人才模式,通过礼制维新得以确立,并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评述

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文化关于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儒家伦理道德建设体系的基石。孔子开启了以＂知耻＂为核心的中华民族道德荣辱观的源头;孟子明确提出了＂荣＂＂辱＂的概念,对荣辱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阐述;荀子则是系统论述道德荣辱观念的先秦儒家代表,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由他而基本形成。     

《乐记》:先秦儒家乐教谋思

《乐记》是我国古代儒家音乐理论专著,它是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总结和集大成,基本内容包括:乐的起源与本质;乐对人心理的影响;乐对人们的政治教育与教化功能等。本文以马克思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对《乐记》进行解读,剖析先秦儒家乐教的思想精髓。阐述了乐教对民众的政治与道德教育思想,规范人们的社会人伦道德标准,以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天人和一"的和谐观,可以说《乐记》是谋划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巨著,许多内容都是为皇帝歌功颂德;《乐记》中的乐教思想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政治手段和政治谋略,也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证史论。     

先秦儒家的政治道德理念及其现代启示

先秦时期,儒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经纶天下的气概,积极探索着治国安邦、平治天下的政治良策。他们在建构自己独特的政治学说———伦理政治时,将"以德配天"、"亲亲尊尊"、"德治仁政"、"天下一家"等作为政治道德的核心理念。这些政治道德理念深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发展。先秦儒家政治道德理念有先天的缺陷和致命的弱点,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先秦儒家孔孟的忧患意识及其现实观照

先秦儒家孔孟的忧患意识彰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人格和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强烈的民本色彩,对今天的忧患意识教育和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础,从修己、安人的角度,对孔孟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先秦儒家孔孟忧患意识体现出的历史观、自然观、思想政治教育观、民族精神和救世思想等进行了诠释。     

孝悌、仁政与社会和谐——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解析与评价

面对礼崩乐坏、民生困苦的时局,先秦儒家以源自血缘亲情的孝悌为基础,提出了以德治和仁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试图以此来重构政治社会秩序,建立一个上下尊卑有序、人伦道德昌明的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讲,先秦儒家的和谐思想主要靠国君的道德良心,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和鲜明的理想主义特征,因而是难以落实的。     

儒家与道家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先秦儒家与道家的人学思想,以人为核心,包括了三个方面内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在这三个方面,两家思想各有侧重、各有异同、各有特色。在人与自然方面,先秦儒、道都主张“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方面,道家像儒家一样,非常重视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只是在政治原则与方法上与儒家有很大的区别。先秦儒家、道家都很重视人与自身关系,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强调从伦理道德角度重视人与自身关系,后者则从自然无为的角度加以阐述和发挥。     

论先秦儒家构建等级秩序的宗法血缘基础

宗法血缘关系是维系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的重要纽带，也是先秦儒家构建宗法等级秩序的伦理根基。先秦儒家认为，宗法血缘关系是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内在基础，而“亲亲”、“尊尊”又是宗法血缘关系的人伦准则和伦理要求。     

先秦乐舞的角色演化及其在礼乐文化中的建构功能

先秦乐舞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源头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演化过程中，先秦乐舞从依附于原始宗教的从属身份逐渐转化为独立的文化功能，并在先秦时期的礼乐实践中，推动了先秦文化从“礼仪”到“礼制”的跃迁，在“礼崩乐废”之后，先秦乐舞又成为儒家创造礼文化的思想灵感。经过儒家思想改造之后，礼乐实践结构中先秦乐舞的原始观念与感性形式被扬弃，礼乐实践的思想性内容得以引入礼文化系统，并在儒家的思想探索中形成礼文化的独特形式与鲜明风格，从而使先秦乐舞融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之中，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特殊的文明样态与特有的文化形式。先秦乐舞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研究先秦乐舞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与社会功能，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始源与社会形制的演化脉络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先秦“乐”的地位及儒家乐论的演变

乐在先秦时期不仅是艺术与教育的问题之一,更是政治与人性的问题之一。先秦的乐论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与其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人性、人的修养、国家政治有关。乐官及其乐官体系就充分地表明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充分地体现了先秦乐论的主要思想,也与儒家治理国家、社会与个人修养的诉求相一致。     

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刍议

董仲舒吸收先秦诸子的正确思想,融入儒学体系,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德思想。在汉代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董仲舒的政治主张的历史进步性是无可否认的。     

先秦儒家乐教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乐教思想既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人格教育和政治教育，儒家将乐教当作是促进个体人格的和谐、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途径。儒家认为，那些在内容和形式上符合“和”的精神的“德音”，对培养和谐人格、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实现“天人合一”发挥积极的功能。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发展先进文化。就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精神支撑。所以。研究和弘扬儒家的乐教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人文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人文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保障民众生存的政治诉求，实现自我价值的道德自由，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以“善恶之辩”论人性，“以艺养德”铸人格，强调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探寻理想人格形态，坚持对君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先秦儒家人文思想体现了中国“轴心时代”文明的高度，对儒家人文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吸收其思想的合理内核，对加强和改进人文关怀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儒学的经学真谛──二程洛学之经学评估

一自汉代“独尊儒术”始，经学作为古代中国具有官方哲学意味的儒家经典阐释学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思想工具；经学又与儒学天然相关，要求体道宗经、致用重文的一体化，进而成为钦定之学。这不但影响着封建大一统之下的皇权意识形态及其专制政治体制的沿革，而且也决定着经学自身的发生、发展与终结。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注定了儒学与经学的不同历史命运，显示出学术思想发展与伦理政治教化的文化层次分野来：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之学，从先秦到当代，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文化影响；而立于学官的经学，在辛亥革命后遂成…     

先秦儒家理想化人格的塑造思路

先秦儒家人格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在长期演变发展中形成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中提出的人格教育理念对于现代德育教育具有借鉴意义,极大丰富了现代社会人格培育内容。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先秦儒家人格思想,挖掘先秦儒家理想化人格的塑造思路,为培养和谐健康的现代社会人格提供参考,进而提升全民道德修养。     

刍议先秦儒家人文思想在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运用

先秦儒家人文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最为灿烂的一部分,对促进高校德育工作,提高当代大 学生的身心修养境界,塑造大学生的道德情操,有着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操 塑造的现状,然后提出了先秦儒家人文思想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运用原则,最后指出了先秦儒家人文思想在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现实价值.     

汉代孝伦理法律化基础探析

儒家孝伦理自先秦儒家创立、发展、完善后,其治世功能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直到汉代,才在行政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中全面法律化,其基础是多方面的：农耕经济是孝伦理法律化的经济基础,汉代统治者对儒家主导思想的选择是孝伦理法律化的政治基础,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孝伦理的改造是孝伦理法律化的理论基础,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是孝伦理法律化的社会基础,而血浓于水的亲情则是汉代孝伦理法律化的心理基础。     

儒家的中道观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示其不朽的价值。儒家的中道观则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基础和主体,倍受世人瞩目。本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本体论、方法论、道德论、修养论等方面,系统发掘、梳理、阐扬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到以张载、二程为代表的后儒中道观的要旨,展示了儒家中道观深厚的学术渊源、丰富的思想内涵、严密的逻辑体系、曲折的演化轨迹。     

君权牺牲品:先秦儒家道德的变异

先秦儒家把道德本质定义为人应有的自觉价值取向,提倡以德治国。但是为了生存,先秦儒家不得不向君权低头。后世统治者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先秦儒家道德理论进行了改造,如拆分先秦儒家道德理论中"治身"与"治世"的联系;假借圣人的名义,把统治者打扮成圣人;无限放大"治身"的自律作用等。被改造后的儒家道德与先秦儒家道德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异,最终沦为君权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