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组织变迁条件下中国犯罪预防新场域

我国目前正处于犯罪控制转型期，原有犯罪控制体系失灵，新犯罪控制体系尚未健全。根据组织变迁的趋势以及价值目标，犯罪预防体系重组的关键在于：其一，构建犯罪混合预防体系，达到正式预防主体和非正式预防主体之间合理的分工与合作。其二，构建适应当前社会组织变迁的犯罪预防体系，要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发挥正式犯罪预防机构的主导作用，找准犯罪预防主战场。其三，犯罪预防体系实现与价值变迁的良性互动，根据社会倡导的价值观设定犯罪预防目标，应防止负面价值观念抬头和其对社会的侵蚀，应自觉融入我国核心价值体系。     

跨境安居何以可能——基于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购房实证研究

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跨境惠民政策措施，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以香港青年跨境购房为切入点，分析影响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和福利措施提高了香港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意愿，但由于行政管理系统在基层缺乏衔接机制和配套公共服务，香港青年难以融入内地生活；亲朋、同乡、校友等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失，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的跨境生活提供支持与援助；拥有良好经济条件和内地社会关系的香港青年更容易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研究认为目前跨境惠民政策主要在“进入”环节着力，而对“适应”环节关注不足，形成了“经济机会驱动、社会网络支援”的迁移模式，对社会阶层较低的香港青年群体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吸纳更广泛的香港青年，研究建议，应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完善政策支持系统，弥补政策短板。     

建立抗逆力对抗赌博成瘾——香港预防青少年参与赌博的尝试

香港青少年赌博问题呈上升趋势,需要社会各界予以关注,加强预防,及时纠正。挖掘青年人的抗逆潜质,通过扶持正面力量,帮助青少年识别并了解赌博的危害与影响,远离问题赌博和病态赌博。基层预防是成本低、入手早、效果明显的有效途径,在香港的一些中学开始初步尝试。     

青少年犯罪预防理论的新径路：犯罪断念

断念是行为主体（特别是青少年越轨者或犯罪人）在一段稳定的时期内对犯罪偏好明显与确定的拒绝。现阶段犯罪预防措施通过控制青少年犯罪原因遏制青少年犯罪增长趋势，绩效前景颇为黯淡。从聚焦于犯罪原因分析到致力于犯罪断念研究的战略性转向将成为当代社会犯罪预防策略的重要突破。作为人生状态与行为过程的犯罪断念，在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的结合中发挥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积极效果。     

我国治安预防的犯罪学分析

作为犯罪预防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治安预防工作包含着丰富的犯罪学思想和特征，主要是以科学分析犯罪原因和犯罪规律为前提，承认犯罪的可知性，注重调查研究；在正确认识犯罪原因的基础上，以公安机关为龙头，组织多种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在处理打击与防范的关系上，强调“控制”的作用等。犯罪学理论与犯罪预防实践的紧密结合，正在使我国的治安预防工作逐步走向合理化。     

中国农村孤儿保护体制的个案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针对孤儿的社会保护制度,重点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儿童保护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的孤儿保护方面,主要的福利提供者为国家和家庭或扩展家庭。其他非政府组织力量基本缺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种情形:错位、互补和正式制度的缺位。在错位和正式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国家对孤儿群体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农村孤儿承担了制度保护不足的负面后果。     

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罚的特殊方法

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大社会问题，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引起了联合国的极大重视，我国对此也特别关注。１９５５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正式通过《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即“北京规则”）。该规则从少年刑事司法的一般原则、搜查与公诉、审理与处分、设施外待遇、设施内待遇、研究、规划、政策与评价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要求①，确立了少年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基本框架。“北京规则”是为了在不同社会条件与法律制度的国家在保护少年和适应少年特征以及保障少年人…     

论青少年犯罪预防

论青少年犯罪预防郗杰英青少年犯罪预防，涉及到许多层面。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带有普遍性和战略性的教化性预防、管理性预防及惩戒性预防，进行分析论述。一、激化性预防我国在多年的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治理犯罪的实践中，总结和坚持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中国青少年研究的国家级学术网站“中国青少年研究网”(www.cycs.org)开通

犤本刊讯犦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主办的中国青少年研究的国家级学术网站———“中国青少年研究网”(www.cycs.org),于2004年2月15日正式开通试运行。“中国青少年研究网”(www.cycs.org)以“研究青少年,发现青少年,服务青少年”为宗旨,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1)研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青少年发展的相关问题;(2)展现中国青少年研究的成果和水平;(3)积累中国青少年研究的文献和数据;(4)反映中外青少年研究的动态和信息;(5)介绍中外青少年研究的组织、机构、专家、图书、期刊;(6)凝聚中国青少年研究的队伍和力量;(7)为青…     

社会控制理论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不良行为的调查分析

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对农村留守儿童不良行为展开实证调查。以温州地区为例,验证特拉维斯·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在解释青少年犯罪领域的作用,即青少年犯罪与依恋、信念、参与、奉献四大要素的联系。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与其家庭环境、个人价值观、心理认知存在密切相关性,故应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着手,完善社会流动体系,加强青少年心理教育和干预,推动法律法规建设,力求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追责多管齐下,为社会关注青少年犯罪预防提供支持。     

论青少年犯罪行为的无意识动机

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无意识区别性、协同性地体现于犯罪行为无意识动机的各个方面。青少年犯罪动机包括意识的犯罪动机与无意识的犯罪动机两大方面;青少年犯罪行为的无意识动机典型地体现在犯罪的行为动力中,它们是青少年犯罪行为的深度心理力量,并与意识状态的犯罪动机共同构成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动机力量。在多层面无意识的作用下,青少年犯罪行为的无意识动机具体体现为本能冲动力、罪恶情结动力、好奇心动机、逞强动机、逆反动机等多个动机成分。它们对于犯罪侦查、罪犯矫正与犯罪预防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青少年犯罪综合预防机制之构建

广义而言,青少年犯罪是指年龄介于14~25周岁的个人实施的反社会行为。与成年人犯罪相比,青少年犯罪在主观心态、年龄结构、地域结构等主体方面,以及犯罪形态的客观方面都有自身的特殊性。青少年犯罪多发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因素。因此,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就必须构建综合性的机制。政府应当完善法制与教育体制;家庭应该转变培养观念与方式;社会应该形成社会矫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青少年犯罪预防的长效态势。     

"21世纪犯罪趋势及对策"国际研讨会述评

20 0 2年 10月 15日至 17日 ,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香港大学犯罪学中心联合举办的“2 1世纪犯罪趋势及对策”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 ,来自法国、美国、英国、巴西、俄罗斯、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及内地的 2 0多位专家学者就人类进入 2 1世纪后的犯罪趋势进行了探讨 ,并进一步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 ,为世界和中国的犯罪预防提供了理论基础。会议主要就犯罪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经济犯罪、计算机及网络犯罪等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讨论。会议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关于犯罪预防和控制与会代表就犯罪…     

过密人际关系的风险

过密人际关系是模糊了正式与非正式，职业与非职业，“公域”与“私域”界线的过从甚密的人际关系。因正式工作关系所形成的频繁交往的人际关系，只要不逾越正式与非正式、职业与专业，公域与私域的界线，并不是过从甚密的人际关系。“过从甚密”在这里是一个包含着越轨、违制、非法、违背职业伦理的贬义词。     

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的内涵,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明确涵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规范行动和社会秩序,因此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人们对正式制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还很少,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重视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     

制度环境与执行结构：一个考察青年发展政策执行差距的分析框架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制定与实施，从国家层面对我国青年发展工作做出了顶层设计，明确了青年发展的重点领域。对这一青年发展政策执行过程及其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将有利于为下一阶段青年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基本依据与重要启示。文章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通过分析“制度环境”与“执行结构”对社会政策执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建立考察我国青年发展政策执行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为《规划》的评估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在制度环境方面，文章考察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合法性三个方面如何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在执行结构方面，执行组织、执行人员、执行资源和政策对象等四个要素及其互动影响着政策执行结果。最后，提出应以更加多元的视角看待青年发展政策的执行差距，建立综合性、本土化的分析框架，关注政策执行组织权责与资源的匹配性，并注重“人”的因素。     

试论非正式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非正式组织广泛地分布于正式组织内外,虽无固定形态,但却以其独特的作用对社会管理产生着影响。以其与正式组织的关系和对社会管理的作用为标准,非正式组织可划分为积极依附型、积极独立型、中间依附型、中间独立型、消极依附型、消极独立型几类。当前,政府应在鼓励各类正式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同时,切忌忽视对积极型非正式组织的激励、对中间型非正式组织的引导,和对消极型非正式组织的规约,以便整合各种力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管理。     

基于三级预防理论的污染环境犯罪防治体系构建

污染环境犯罪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一种犯罪形态,针对该类犯罪的预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环境犯罪治理所应具备的科学理念。基于三级预防理论建构犯罪预防体系是应对污染环境犯罪问题的有力策略。初级预防需要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居民环保意识、构建多元环境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社会预防。次级预防需要从严控企业环保准入、建立排污实时监控系统,增加犯罪成本与风险、加强环保监督等方面进行情境预防。三级预防需要从完善环境立法、加强刑罚力度,搭建联合执法平台、健全环境执法队伍等方面进行刑事司法预防。三个不同层级的预防手段针对不同的对象和情形,相辅相成,形成密不可分的污染环境犯罪预防体系。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犯罪低龄化与青年化问题突显,青少年犯罪的保护优先原则、刑罚的年龄适用以及行刑社会化趋势等因素,促使我国针对青少年犯罪行刑方式转向以社区矫正为主。而社会支持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它对于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矫治具有重要作用。在综合考虑以往研究和本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将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运用全国性的大规模数据(近4000份样本)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统计。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青少年社区矫正供给中情感性支持较多而工具性支持较少,发展性支持较多而生活性支持较小;第二,一般性、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呈现差序性,正式的、制度性的社会支持表现出随供给主体专业性降低而减少的特征;第三,男性、已婚者以及与家人同住者拥有更多的社会支持。第四,年龄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而矫正时间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该研究结论对于提升和建构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他们的社会支持,包括强化工具性和生活性支持的供给,强化对女性和未婚群体的社会支持,以及充分利用家庭的支持功能来就地、就近进行矫治。     

浅谈大学城周边潜在犯罪的预防

近年，各地的大学城建设已初具规模。由于大学城多数位于城乡接合部，经济、文化、人员等周边环境比较复杂，由此产生的潜在犯罪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笔者认为，大学城周边区域的犯罪预防措施，应坚持“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原则，以社会责任为主，同时正确适用刑罚，从不同层面实施犯罪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