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

我国宪法适用主要应该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的路径。宪法适用"司法化"的路径悖离现行宪法,行不通。现行宪法从来没有任何规定曾由司法机关作为裁判依据合法地适用过。如果一定要说我国有"宪法司法化"的案例,那也只能作为个别法院违宪违法的证据,不应成为其他法院效法的榜样。一些法律、法学界人士对"宪法司法化"的渲染是非理性的。应当以现行宪法为基础确立理性的宪法适用观念。鼓励"宪法司法化"不仅无助于促进宪法适用,还会妨碍我国宪法适用体制的完善和宪法适用效能的提升。法院审理案件援引宪法与"宪法司法化"没有必然联系,而法院审理案件未援引宪法也并不表明其行为一定不具有"宪法司法化"性质。对于法院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消解"宪法司法化"的关键在于强化宪法立法适用,落实宪法监督适用。     

宪法权利但书与宪法义务

宪法权利但书是对宪法权利的限制,宪法义务是制宪者(人民)要求自己对国家的义务(服从法律)。权利但书与义务在主体、所禁止侵犯的对象以及与权利的关系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宪法权利但书与宪法义务都是原则性的,并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合性。各宪法权利但书形成了整个宪法权利的关系网。作为义务对他人的义务往往伴随着权利及其权利但书;对国家的义务则伴随着国家权力及其权力但书;宪法权利但书中的重要元素——"公共利益"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     

浅议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

培养大学生宪法意识既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撑.当前,大学生宪法认知水平较低,高校要加强宪法教育,改革宪法教育的方式方法,多形式宣传宪法,激发大学生主动学习宪法的动力.     

日本宪法与战后教育

<正> 一、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崩溃过程在战后一个时期,日本政府为实现宪法中的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也曾表现过积极的姿态。例如,从1948年8月起,作为文部省著述而使用的教科书就有新宪法的一章,其中对于宪法第九条做了如下的说明:"在达次制定的日本宪法中,日本国为了不使战争再次重演,特作了两项保证。第一项,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第二项,在同别国发生争议的时候,保证不采用战争的     

关于修改日本国宪法问题

小林直树教授是日本宪法学界的著名学者,1984年12月11日率领日本宪法学者代表团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和广泛的学术交流。本文为12月14日小林直树教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发表的演讲稿。     

以《宪法》第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

2001年齐玉苓案的批复出台后,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学者们围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受教育权与人格权、宪法司法适用的性质与方法、宪法功能与违宪主体、宪法解释权与法院审判权界限以及人权的第三者效力等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学术探讨。笔者还记得,在2001年召开的宪法学年会上学者们曾围绕批复对我国宪法适用的利弊进行过严肃的学术讨论。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无论是肯定者还是批评者,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尽管批复存在一些瑕疵,但作为个案给宪法学研究与教学带来了值得探讨的新课题,特别是对推动基本权利的宪法救济,探讨宪法与审判权的关系以及扩大宪法的社会影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08年     

社会事业建设立宪方式比较研究:“民生宪法”的一个导言——基于对宪法文本的定量分析

有关社会事业建设的宪法条款,可称为"社会宪法"或"民生宪法",宪法从而成为公共服务根本法、"惠民根本法"。对各国民生宪法文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事业建设并非现代社会才存在和提出的问题,而是近代国家所固有的一项任务。如今约有70%的国家宪法规定了社会事业建设,其规范类型分为政策性规定和权利规定,基本内容涵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文化。从宪法结构上看,其主要分布在总则、基本权利一章或设立政策专章。绝大多数宪法对社会事业建设条款的可司法性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其效力问题被争论不休的文本根源。在宪法中规定社会事业建设,并在实践中给予其更有力的宪法保护,是各国致力于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选择。我国民生宪法的文本质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关键是全面贯彻实施,以宪政来保障和改善民生。     

宪法实施状况的评价方法及其影响

本文从全面和系统地分析目前国内外宪法学界对宪法实施的研究状况出发,指出当下宪法实施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准确地界定宪法实施概念的性质,以及没有对宪法实施建立起一套科学和合理的分析系统。作者认为,从理论来看,宪法实施是使静态宪法变成动态宪法,宪法实施概念所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是"行动中的宪法",但是宪法实施是一个集主观评价与客观实践于一体的复杂现象,必须要在认真分析宪法实施对象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门别类研究,对实施可能性做出区别对待基础上,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从实践来看,宪法实施概念具有很强的目的性,需要解决特定的宪法问题,因此,离开了具体目的性的指引,纯粹的抽象意义上的宪法实施,在实践中,不仅不利于树立宪法本身的权威形象,相反还会严重影响宪法作为根本法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适用宪法

宪法作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宣言、法律誓言,承担着人权保障书的责任。宪法不应是奢侈的政治装饰品,在期待法治、憧憬宪政的今天,宪法的实现可谓我们共同的政治、法律理想。如何让理想成为现实,如何实现宪法成为法学学者们热衷探讨的问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激发了研究者的想象力。宪法适用不是宪法实现的必然途径,但却是其后盾和最终保证。如何适用宪法,很多论者想起了专司法律的司法机关,于是宪法司法化成为学界的流行话语。     

中国宪法惯例问题辨析

中国是具有宪法典的国家,而没有所谓的不成文宪法。中国的宪法惯例必须紧紧围绕和依赖宪法规范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主要的宪法规范都无法实施,宪法惯例一说就大为可疑,因为惯例是规范的"润滑剂"而非"溶化剂"。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惯例和政治惯例不可混为一谈。至于中国宪法的实施途径,首要在于宪法的法律化和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那些零星、有争议的宪法惯例是无法独当宪政建设之重任的。宪法惯例的不恰当泛化,已构成对宪法规范性的直接挑战,因而有必要重申宪法的规范性。总之,寻求对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解释,最紧要的不是去寻找和确认业已存在哪些宪法惯例,而是要去追问和探求是否存在宪法惯例发展的土壤和机制。     

苏联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学说的影响

苏联宪法学说对中国宪法学说的影响集中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但其影响过程前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以降,后可延续至20世纪80、90年代。其影响的方式体现为翻译出版苏联宪法的教材、著作和论文,苏联法学专家直接开设"苏维埃国家法"课程介绍苏联宪法理论;影响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宪法概念、宪法作用、宪法本质、宪法与法制和法治的关系、人民权利与公民权利、宪法学体系等方面;影响的结果可归结为宪法学研究"阶级斗争范式"的形成、以国家学说为核心的宪法学体系建构以及轻视宪法基础理论的研究。     

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相关司法解释评析

我国目前至少有四个司法解释涉及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 ,其中 ,195 5年司法解释并没有排除宪法在诉讼中适用的可能性 ;1986年司法解释排除了宪法在诉讼中适用与引用的可能性 ,是违宪的 ,应予以废除 ;1988年司法解释与 2 0 0 1年司法解释以特有的方式确认了宪法的司法适用 ,成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法律依据。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需要宪法解释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

通过规范分析,可发现我国宪法呈现出一种倾斜性的实施形态;而从比较宪法角度来看,我国宪法的实施方式在历史类型学上较接近于欧陆国家的近代宪法,所不同的是作为宪法实施"第一责任者"的国家立法机关倾向于采取自我谦抑主义的立场。这种实施形态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在现行宪法作为转型期宪法完成其转型之前,难以完全改变。但宪法转型已然发生,从现下即开始着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至少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部整合出一种"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机制",不仅至为切要,亦大可裨益于宪法转型。     

论我国依法行政与宪法教育之关系

依法行政与宪法教育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依法行政的过程就是宪法意识的培育过程;依法行政的过程就是宪法信仰的坚定过程;依法行政的过程就是宪法教育的过程。宪法教育能使政府正确认识权力来源于人民;促进政府积极行政;促进政府真正依法行政。     

伯克论英国宪法

柏克的政治思考,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实际政治关系密切而复杂,不过这一背景也正塑造了柏克独特的思想风格。柏克的政治思考,皆为英国宪制的基本问题,而且是18世纪后期英国宪政转型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关于英国宪法,柏克强调英国宪法的历史基础,呈现出历史演进的宪政智慧;平衡的宪政结构同时亦反映着人民主权的时代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宪法始终以自由为其内核。从英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观察,柏克之于英国宪法的思考,本质上为一"革命的反革命"的宪法哲学。     

论宪法的司法解释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仅限于法律解释 ,而未及宪法的司法解释 ,作者认为法院及法官应当可以就宪法问题进行解释。因为第一 ,宪法审判与宪法争议的客观存在 ,需要法院对宪法作出解释 ;第二 ,法院与法官具有解释宪法问题的专业优势 ,诉讼功能也使宪法解释的问题更为严肃、权威 ;第三 ,由法院进行宪法解释 ,与我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违背。     

变革政治社会中的宪法变迁和宪法保障——中国宪法在改革时代如何应变、成长和发展

<正> 一"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法,才是"政治之子",而作为根本法或总章程的宪法却是"政治性特别强的法律"。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变革时代的宪法提出了双重要求:1.由于宪法规范高度原则性和简括性的特点,以及宪法预测能力的局限,更因为国家     

宪法与人名研究

宪法中出现人名有两种情况:一是宣示立宪者,二是宣示意识形态。"人名宪法"主要出现在东方,现行的"人名宪法"属于社会主义宪法和伊斯兰宪法。但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始祖及蓝芩中并没有人名,社会主义全盛时期的宪法中有人名的也是少数。中国宪法中出现人名的冲动在1970年,完成在1975年《宪法》,高峰在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中人名的意义有所减弱。"人名宪法"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但东方文化中的个人崇拜及单一意识形态传统当是主因。在实践中,凡是在"人名入宪"的地方迄今还没有成功的宪政先例,这一现象或许表明人名入宪与宪法逻辑失洽。     

宪法价值共识与宪法实施

宪法价值共识就是认同并形成以宪法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共识,即整个社会成员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及国家工作人员内心认同而形成的以宪法价值为共识的价值观与价值体系,并使之成为指导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规范。宪法价值共识是对宪法价值的认知与感悟后而生成的一种价值信仰,它是宪法实施的内在动力机制,宪法实施的好坏就是宪法价值共识认同度的晴雨表。宪法价值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进而生成宪法价值共识,主要是植根于人类普世价值文化与民主社会基础之上。从宪法价值共识的角度来认识宪法实施的话,就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以宪法价值为共识的价值体系与价值信仰,无论宪法规范的实施,还是宪法审查制度的确立,皆以宪法价值共识为内在的驱动力,否则,宪法的实施或许依旧是一个百年来的"高贵之梦"。     

增强宪法普及教育 推进宪政建设进程

宪法和宪政是当今法治社会的主题。我国法治建设已进行了二十多年了,然而浓郁的宪政精神和宪政文化氛围还未形成,这对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是不利的。在目前,无论从理论层次还是实践需要来看,加强我国宪法的普及教育都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本文试从此两角度阐述我国当前普及宪法教育的必要性,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途径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