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网报警系统开创时代新格局

<正>民间联网报警系统的兴起,带动了这个时代安防建设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同时也将攻破犯罪率较高的难关。互联网日新月异的今天,治安形势日益变化。建国初期,刑事立案保持在每年50万起以下。而如今经济的快速发展,却出现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刑事案件共立案474万余起,犯罪率呈现增多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这个阶段,民间联网报警系统的兴起,带动了这个时代安防建设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同时也将攻破犯罪率较高     

艰难跋涉 奋发进取——我国刑法学研究四十年

<正> 伴随着人民共和国前进的脚步,刑法学研究走过了40年历程。认真回顾过去,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是对我国刑法学研究40周年的最好纪念。一、曲折的道路回顾40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良好开端(1949—1957年) 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相应地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等单行刑事法规。与此同时,我国刑法学研究也开始起步。1950年7月,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组织刑法专家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1954年9月,又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同年     

丹麦的刑事司法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小国家,其领土只有4、3万平方公里,人口为500多万。10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和国内动乱,人民安居乐业,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也是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故有人称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丹麦从1849年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确立了三权分     

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法制——以刑法立法为视角

本文以刑法立法为视角,对1979年以来我国刑法的发展进行了基本梳理。文章将30年来的中国刑法立法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刑事法制由初创到成熟(1979——1997)"和"中国刑事法制由成熟到完善(1997——2008)";同时,对3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做了简明扼要阐释。认为,2008年后中国刑法的应然走向是:(1)在刑法的立法理念上,提倡保障人权、确立客观主义;(2)在刑法立法形式上,以修正案为主,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为辅的刑法修改和解释模式将长期并存;(3)在刑法立法内容上,既着力解决现有刑法规范上的遗留问题,又根据国家法制进程和社会需要增减内容。     

论刑法保护虚拟财产的必要性

自20世纪后期以来,我国个人计算机开始大量普及,以网络为介质的虚拟财产开始大量出现。2003年,我国出现了关于虚拟财产的第一起诉讼案件,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的"红月案";2008年,深圳市南山区又对盗窃QQ号码一案做出了判决。短短几年,虚拟财产案件已经从普通的民事纠纷升级到刑事犯罪,但是我国的刑事立法还没有明确保护虚拟财产。本文从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入手,对刑法是否应当对虚拟财产给以保护加以探讨。     

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风险刑法观已经成为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刑法思想.目前,由于我国刑法学界对"风险"的不当理解,在研究风险刑法时出现三个倾向,需要对此予以反思:一是对"风险"的理解过于宽泛,容易导致处罚范围扩大;二是颠覆传统刑法观的倾向,违反了刑法谦抑性原则,违背了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为侵犯人权提供了借口;三是偏离我国刑事立法模式的倾向.所以...     

一部有理论深度的新书——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

<正> 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和传统的刑法理论,为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保障作用。但随着法人犯罪的大量出现和日趋严重的现实状况,降低了刑法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给刑法理论工作者带来了困惑。基于不同出发点的法人犯罪肯定说和法人犯罪否定说的论争,无论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有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英国的犯罪情况和司法制度

<正> 不久前,在伦敦公布了1979年的犯罪情况。象以往一样,这些材料说明,英国的犯罪率在普逼增加,而某些犯罪现象在扩大,拘禁的人数在不断增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977年的犯罪总数已超过2,400,000起,相当于1967年的两倍(1967年为1,200,000起)。1977年,在英国各个地区,10万人中就有5,014起犯罪案件(1975年为4,278起,1973年为3,371起)。近几年来,英国国内的犯罪总数增加了4倍。多年来,英国主要的犯罪行为是盗窃、抢击、诈骗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的侵占财产等图财     

判决充分说理与刑事指导案例制度

在选择刑事指导性案例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千挑万选、极为用心,但许多案例缺乏对基层司法实务的指导作用,重申以往司法解释的案例占绝大多数,使得许多指导性案例难以真正发挥指导功能。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说理明显不足,有的基层法官的创造性没有充分得到发挥,有的基层法官不能娴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使得难以形成有意义的判决,挑选指导性案例难乎其难,只能在重申公共政策、重申司法解释、抚慰被害人等方面下功夫。因此,较为紧迫和必要的改革出路是:培养一线法官的解释能力,大幅度改革刑事判决书制度,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在当前中央大力推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对1999年《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进行改革,强化刑事判决书的说理,大幅度增加"本院认为"部分的内容,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这一项改革,应该和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推行的裁判文书公开一道,成为倒逼司法公正的重要"技术手段"。     

我国当前犯罪率阶位攀高的社会安全警示

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的深化期,我国犯罪率大幅度增长,1990年首次突破200起/10万人,1991年达至一个阶位值,其后直至1997年犯罪率保持在以1991年为标志的高位平台上。1998年起,犯罪率又有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至2001年达到一个更高的阶位值,并且2001年至2005年犯罪率持续处于以2001年为标志的高位平台上。由此,在改革开放的深化期,犯罪率的波动呈现两次较大幅度的增长与两个高位持续的平台。犯罪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犯罪率的波动与社会的振荡密切相关。我国目前犯罪率的这种明显增长,构成了社会全安的警示。     

社会舆情与刑法运作互动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传播的便利,社会舆情可以对刑事裁判的整个过程产生影响。在社会舆情和刑事司法发生冲突的案件中,社会舆情"屡战屡胜",表面上看好似是"公意的胜利",而实质上依然是"正义的胜利"。因为被推翻的刑事判决本身,在法律依据、诉讼程序、定案证据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或错误。为了实现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维护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刑事司法应当做到三点:坚守刑事司法的正当性;加强判决书说理;增强对社会公意的理解。     

刑事行为原论

具有自然、人文、社会和人格意义的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主观现实化和个体的客观社会化存在。在主体行为的基本概念上,对刑事意义上的行为作排列组合的联络,即规范行为、犯罪行为和责任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程序事实、犯罪事实和刑事处罚。形成从行为本体到规范论定到价值评价的刑事本体渐进和事、罪、责的刑事具体落实。在三纵三横的格局里,刑事行为一体化终至成立。     

浅论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问题之关系

我国司法机关在对"刑事和解"进行摸索并取得不少成功经验过程中,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同时也遭受着诸多质疑。我们认为刑事和解符合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和刑罚的目的、功能,与我国"宽严相济"和"严打"等主要刑事政策也不相冲突,应作为一种新制度和新理念加以确立。     

关于女性犯罪现状的调查

今年上半年,我曾对某监狱女性犯罪状况进行了一次粗略的调查。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一下女性犯罪问题。 一 女性犯罪概况 目前某监狱在押女犯共×××多人。1980年后该监狱收押女犯的人数开始较大幅度地增加。如表一所示。 从表中可以发现:1980年成为女性犯罪率高低的一个极鲜明的分水岭。即1980年后,该监狱收押女犯的人数开始较大幅度地增加,女性犯罪率日渐上升。1983年后呈现出高峰期,84年女性犯罪率高     

行政刑法的立论基础

在行政法和刑法之间为什么出现了一个行政刑法 ,带着这个问题本文探讨了行政刑法的立论基础。指出 ,从经济发展到犯罪率上升是行政刑法产生的社会条件 ;从法治国家理论到实证主义是行政刑法产生的理论根据 ;并最终预测 ,行政刑法将在从法治国到福利国的嬗变中逐渐成熟。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由于"严打"政策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犯罪化观念及其行动,因此,在"严打"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尤其要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以免"严打"活动脱离法治的轨道.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刑法谦抑主义指导下的刑事政策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语境中，刑法谦抑主义价值理念体现在刑事政策理论和实践中，就是“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概而言之。就是充分认识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和恒久性，摒弃运用刑罚消灭犯罪的理想主义犯罪控制目标。确立容忍犯罪现象和一定犯罪率存在的现实主义犯罪控制目标；树立广义的刑事政策观，综合运用多种预防和控制方式“合力出击”抗制犯罪，优先运用刑法之外的其他刑事政策手段，着重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把教育改善犯罪人作为狭义刑事政策的根本原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犯罪人，在运用刑罚严厉惩治少数严重犯罪的同时。对于绝大多数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性程度一般的犯罪，则慎用、少用乃至不用刑罚。以损害最小限度的权利自由为代价，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目的，确保社会在有效抗制犯罪的良性循环中健康发展。     

刑事一体化践行

刑事一体化理论的精髓在于融通学科联系,解决现实问题。在这一概念中,"刑事"是指治理犯罪的相关事项,其外延涵盖犯罪、刑法(包含实体和程序)、刑罚制度与执行等。"一体化"是指相关事项深度融通。刑事一体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刑事政策引导刑法立法,同时刑事政策又应当在刑法框架内起机制性作用,融入哲学、社会学、犯罪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理念,用以解决刑法问题,体现刑事一体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当代刑法的潮流,刑事政策有助于顺畅刑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