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阈下司法鉴定意见争议问题思考——基于湖南省20起涉鉴上访案例的实证研究

作为司法实践的一部分,鉴定意见的处理需要在法治的视阈下按照法律程序予以解决。涉鉴争议中,维权路径闭塞等因素引起的上访情况较多。湖南省20起涉鉴上访案例反映出涉鉴上访的规律及特点。应当从规范鉴定机构,提升鉴定机构的公信力度,完善相关鉴定程序,破除司法机关对鉴定意见依赖性以及严格落实相关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改善。     

检察机关办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疑难问题研究——以J县危险驾驶基本情况为实证

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逐渐提升了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因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到了一定的指引和规范作用。但是经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罪无论从实体认定、量刑处罚、执法程序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诸如实体认定中道路、机动车的认定,量刑中出现的主刑、缓刑适用不均衡,酒精含量对量刑的影响未细化等问题以及执法程序出现的血样的提取、保存、送检问题,检验主体非司法化和因鉴定意见适用标准、记载事项影响鉴定意见的合法性等问题。因此建议立足基层实践,从立法和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疑难问题的标准,规范实体认定中道路和机动车的认定标准;细化量刑规则,从主刑和缓刑方面均衡量刑;严格执法程序,统一司法适用尺度,细化血液提取、保存、送检从程序到主体的规定,做到鉴定结论全面、准确、规范记录,以此提高危险驾驶案件办理的公正性,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论笔迹类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

从笔迹鉴定来看,由于该类案件的鉴定意见经常引起争议,因而笔迹类专家辅助人出庭就相关专门问题进行质证非常必要。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来看,专家辅助人无法充分、有效的参与诉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因此,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的程序与内容急需规范。笔迹类专家辅助人应符合一定的条件经法院批准后才能进入诉讼程序,还应具有一定的权利可以查阅、了解有关鉴定的情况以准备进行质证,并从鉴定的程序方面和具体鉴定过程两个大的方面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     

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探析

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技术和专门性知识，诉讼当事人和司法人员不能对刑事诉讼鉴定意见进行科学评判。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鉴定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但目前法律对专家辅助人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粗糙，缺乏具体程序规范，这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本文以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功能为逻辑出发点。探析了该制度的基础理论、运行规则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     

论我国司法赔偿程序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现行的司法赔偿程序因为产生阶段特定的经济、政治、观念等因素,在确认违法、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复议机关复议、人民法院审理决定等方面均缺乏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理念,成为整个国家赔偿制度的“瓶颈” 。司法赔偿程序应当在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等理念的基础上,借鉴我国行政赔偿程序中的相关解决措施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司法赔偿程序的做法,实现自身的完善。     

监狱性质的法理与实证辨析

监狱既是法制建设的难点,又可以作为法制建设的突破口。将监狱机关定性为国家司法行政机关,这种定性不但明确了监狱行使行刑权要受到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制约,遵守相关的行政程序,而且防止了监狱机关游离于司法监督的范围之外。这对于监狱机关正确行使行刑权,促使监狱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遵循正当行政程序,罪犯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救济,建设监狱法制文明乃至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我国赔偿义务机关确立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国家赔偿法在赔偿义务机关确立中采用了侵权主体与赔偿义务机关相一致的原则,但在侵权机关为数个国家机关的时候,却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正因为理论上没有规定统一的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办理共同赔偿案件产生了办理程序复杂、环节较多、办案效率低、执行难等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理论上采用责任递进转嫁原则,在立法上,二审改判无罪时,改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为单一的赔偿义务机关即一审法院。     

刑事案件笔迹鉴定样本收集规范探析

刑事案件侦破、审理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笔迹鉴定对专门性问题作出鉴别与判断。刑事案件侦破、审判过程进行笔迹鉴定时，必须重视规范收集符合鉴定要求的样本材料。司法实践中，由于委托机关中的具体办案人员往往不具备文检专业知识，收集程序、方法不甚规范，无法有效保证样本材料的质量，从而导致样本材料不符合鉴定要求，最终影响到鉴定意见的准确性、可靠性。规范笔迹样本的收集工作，能够使之符合鉴定实践的要求，有利于保证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准确性以及可靠性。     

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修改与补充

为规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公安部先后制定了两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第一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与补充,主要表现在管辖、送达、简易程序、调查取证、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与决定、治安调解、涉案财物处理、执行等方面。公安行政执法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只有认真领会、贯彻这些修改与补充,才能保障执法工作的合法性,进而促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司法预防

司法预防措施,是最后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预防措施。公安、检察、法院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还要明确与司法预防相关的法律规定的监护职责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

见证人是送达文书,勘验、检查,扣押物让、书证,辨认以及侦查实验等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刑事诉讼法>和<公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对见证人本身的具体规定有一些欠缺,对见证人相关内容在立法上作一些完善有助于监督和约束某些特定的刑事诉讼活动,规范执法.     

论鉴定结论的运用与鉴定制度的规范

鉴定结论在我国司法运用中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对鉴定结论进行规范与完善 ,首先应设立科学的鉴定制度 ,包括确立鉴定的等级制度、鉴定的终局制度和鉴定的程序规范 ;其次应规范鉴定结论证据效力运作的诉讼制度 ,包括要明确鉴定结论属当事人举证责任 ,规范鉴定结论审查的庭审程序 ,明确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的实体内容和建立鉴定证据制度有效运作的保障机制。     

冲突鉴定意见解决机制研究——以笔迹鉴定为视角

鉴定意见是发现事实真相和解决案件争议的关键证据,然而在实践中针对同一鉴定事项,有时呈现不同的意见,甚至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致使人们对鉴定意见产生争议和质疑,法官面对冲突鉴定意见时难以采信。以笔迹鉴定为视角,运用案例分析、比较和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后可知,产生冲突笔迹鉴定意见有诸多因素,可以归纳为启动程序、鉴定材料、技术标准、重新鉴定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应尽快通过制定样本收集规范、完善重新鉴定程序、加强鉴定意见综合审查等手段构建冲突鉴定意见预防机制,通过优化鉴定人出庭作证、专家复核鉴定和参加审判等构建冲突鉴定意见选择机制,不断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更好地发挥司法鉴定为诉讼服务的功能和价值。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司法认定

通过对38份相关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有关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认定存在诸多问题:涉案物品性质的认定只依靠行政机关的审读意见;行为人主观明知的推定依据不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明。解决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司法认定问题的应有思路是:对于涉案物品的性质,应当将行政机关出具的审读意见仅仅作为证据类型中的鉴定意见,在庭审中进行充分举证质证,司法机关在此基础上综合认定;关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应当完善准法律推定制度并允许被告人进行反驳;关于情节严重,应进一步完善个数与时长相结合的综合认定体系。     

DNA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规制研究——以卢荣新案为样本

在刑事诉讼中,DNA鉴定意见是判断人身同一性的关键证据,往往是有罪证据体系的支柱。通过分析卢荣新案发现,DNA鉴定过程中易发生检材提取时间不明晰、保管时交叉污染和鉴定时片面选择等问题。这是鉴定人员程序规则意识淡薄、鉴定启动的职权主义和鉴定技术的局限性造成的。因此,应严格审查DNA检材来源清晰可靠、保管链完整可查和鉴定程序合法规范等内容,从鉴定室管理规范化、鉴定人责任制、完善鉴定意见采信规则三大方面,确保DNA鉴定意见的证明力。     

论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办理程序之衔接

伴随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监察机关取代检察院成为职务违法犯罪调查专职机关。《刑事诉讼法》作为系统规定国家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针对职务违法犯罪案件进行了多处修改,其修改迎合了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实现了同《监察法》的有效衔接。与此同时,《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通过使得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办理程序从法律层面实现了多法协调。在职务违法犯罪案件中正确适用与把握《刑事诉讼法》以及《监察法》等法律,是现阶段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办理程序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理念、路径与规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监督基本停留在诉讼领域内,将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缩减为诉讼监督,这不仅违背我国的宪法体制安排,也不能满足规范行政权正当运行的需要。为此,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应由司法性监督转变为司法与非司法相结合的监督,并从监督的重点领域、监督的方式、程序保障等方面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规范体系。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司法化的构造路径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中,诉前程序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行政公益诉讼由诉前程序和提起诉讼两个阶段构成。诉前程序具有相对独立性,检察机关能积极灵活高效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维护公共利益,发挥显著司法效益。诉前程序司法化,有利于规范保障促进诉前程序检察权行使,更好发挥诉前程序的督促保障功能。要从构建完善诉前程序的调查核实、检察审查、检察建议督促、诉前程序转入提起诉讼程序等重要职权、重要环节、重要程序的体制机制入手,实现检察监督权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定化。激发诉前程序在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提高办案质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促进行政高效,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效应、更好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试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司法化

我国刑法规定的对精神病人适用强制医疗措施，由于缺乏相关的程序保障，长期以来在运行机制方面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因此，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强制医疗程序，并使其司法化。具体而言，是实现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决定机关、具体运用等司法化（诉讼化）。     

公安行政案件办理调查取证的新规定——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章修改内容的理解

公安部在2018年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第七章"调查取证"为各章修改内容最多者。相对于法律适用,事实认定在案件办理中的任务更重,由此见,调查取证始终是公安行政执法程序中的核心程序。新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既对调查取证的一般制度作了修改,也对受案制度进行了改革,又对询问、检查、鉴定、证据保全等具体调查取证制度进行完善,更对调查取证中办案协作予以规范。第七章相关内容的修改,无疑旨在使公安机关能更加有效地进行调查取证、提升执法办案效率,提供"良法"的制度资源。各地公安机关应当从严格、公正、文明、理性执法的高度,正确理解和把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七章2018年修改内容的意旨,以便更好地履职尽责、服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