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不仅危害了公共安全,而且危及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构成本罪的主体应当包括自然人、国家和政治组织、民族团体等。在司法实践中,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处罚,应当注意两点:一是区分本罪与其他罪;二是一罪与数罪的适用。     

域外司法问责制度的考察与启示──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为样本

司法问责是修复因冤假错案而造成贬损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司法问责理论缺失和制度缺憾的现状,立足中国法治国情,有必要对域外司法问责制度的实践进行考察,借鉴其有益经验,以促进我国司法问责制度的完善。通过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司法问责制度的考察,基本可以认为问责制度的设计应当尊重审判独立原理,问责组织应当具有专门性,问责措施应当突出司法职业特点,以及问责程序应当规范化、法制化。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司法定位变化与刑事应对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在立法之初保护的是公民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民主权利,但近年来该罪出现了被恐怖组织所利用,危及社会稳定,甚至引发严重暴力恐怖活动的趋势。本罪作为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罪名体系的基础性罪名,与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煽动分裂国家罪,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等罪名在司法上相结合形成阶梯式罪名体系。由此,在立法上应当提升该罪的分则地位,加重法定刑,在司法上应树立对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危害后果的正确认识。     

民族法文化视野下的刑法解释目标

在刑法解释目标上，主观解释论虽然对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至关重要，但它不仅不利于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而会加刷二者之问的冲突；客观解释论虽然可能使刑法解释偏离刑法立法，进而削弱刑法立法对刑法司法的制约，但对国家刑事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大有裨益。因而，就具有丰富的民族习惯法实践且法治贫困的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而言，在刑法解释目标上应当坚持“客观解释论为主，主观解释论为辅”的综合解释论。     

再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会影响到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与制衡关系,影响到司法审判的效率和独立性。在扩大原告资格范围的同时应当明确具体的受案范围以确定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因为分权不当可能会造成社会成本超过社会效益的无效率结果。国家机构之间的分权应当由代表公众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决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检察院或法院单方面决定。另外,需要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特权转化为与对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以保证司法的独立性。为了培养公民意识,公民和非政府环保组织是环境公益诉讼最合适的原告。     

试论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内部行政处分行为是否可诉即是其中之一。从行政法治主义、司法最终原则等理论基础出发,并参考国外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内部行政处分司法救济的欠缺、国家公务员合法、正当权利受到损害无法得到司法救济的现状进行探讨。应当给予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相对人,即国家公务员,以司法救济的途径。     

宪法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之研究

权力固有属性的差异是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基本依据。国家权力之间的错位是目前我国司法体制的主要问题与症结所在,也是导致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主要根源。理性认识司法权的内在属性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理论原点。从制度上切断司法与行政和地方的脐带,是司法真正树立起自身权威和公信力的前提。一场真正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宪政体制的角度进行统筹分析与考量,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也都应当与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总目标相一致。     

辩护律师执业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完善执业权利救济机制的另一种思路

辩护律师执业难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痼疾”。近年来,国家层面的一系列举措初见成效,但并非“治本之策”。低效乏力的同体监督、息事宁人的行政协调、缺乏制裁的处理结果以及“运动式”的治理方式等无助于构建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长效机制。律师的执业权利不同于诉讼权利。执业权利侵权纠纷本质上是发生在不同法律职业群体之间的特殊纠纷,应当建立专门的执业纠纷仲裁制度。为了确保仲裁的权威性、惩戒的威慑力以及救济的便捷性,还应当推进政法委与司法行政机关合署办公,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人事管理制度,并建立律师执业纠纷解决网络平台。     

中国当代司法体制思考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应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形式关系原理、对立统一规律原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有的放矢地实施举国司法体制、机构垂直设立和司法财政单行。垂直设立的司法体制、机构应当健全和完善监督工作制度。当代新司法体制的建立,对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高度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警察权与恢复性司法

警察权与恢复性司法的连结点,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侦查阶段如何适用恢复性司法。在当下我们不可能直接推翻国家司法模式、全面适用恢复性司法的背景下,在侦查阶段适用恢复性司法解决刑事案件应当最大限度地将恢复性司法嵌入国家司法模式的框架内,明确公安机关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法律依据,确定侦查阶段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案件范围和程序,健全、完善对公安机关适用恢复性司法的监督。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市场经济的建设呼唤着民主进程的加速推进,它一方面唤醒了民众的主体维权意识,另一方面过渡膨胀的主体意识,又诱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转型期社会中,为了有效控制群体性交发事件发生：一要保持畅通的公力救济渠道;二要坚持社会公平的制度取向,防止贫富差别日益扩大;三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四要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     

和谐社会理念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之一,是社会不和谐的特有反映。考察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和社会关注程度,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现代农民或农村问题仍然是主导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方面,另外,就业、金融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也经常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处置群体性事件,应重新确立决策观念,理性理解事件的引发原因,并注意处置中原则的刚性和方法的柔性的有机结合。     

刘少奇对1956年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及启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出现了农民闹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群体性事件。为稳定国内局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了要把群体性事件纳入人民内部矛盾之中;要辩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解决群体性事件须从干部作风入手;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落到实处等一系列措施。刘少奇关于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思想,警示我们对于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只有透过表象,抓住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获得实践上的正确应对和理论思考上的有益突破。     

民主化内生力量视阈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探析

迄今为止,民主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中最好的制度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根基。网络群体性事件直接显示出我国网络民主的发展,对中国的民主化的发展有其双重作用。网络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民主化内生力量的发展不容忽视,民主本身也是一种自身发展中不断纠正和趋于完善的机制。因此,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过程中,要坚持有经有权的网络民主发展理念,形成危机常态化的网络民主善治措施,建立长效的政府与网民信任合作对话机制,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     

关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文章对我国群体性事件从几个不同的截面进行了剖析：从科学稳定观分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分别从民主政治、行为学、历史视角对群体性事件的起因、行为过程以及危害性作了探讨,从综合分析的办法入手提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四字”方针。     

群体性事件概念辨析

群体性事件的内涵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诠释。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解见仁见智,而且往往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有不同的侧重。文章从词义、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及历史的诸多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进行评述,以期形成对群体性事件概念的完整认识。     

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研究

慎用强制措施原则的提出背景是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坚持慎用强制措施特别是慎用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结合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先进做法,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应多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逐步实现从＂羁押为主＂向＂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转变。同时,在群体性事件警务处置中,应当注意发挥调解、和解的功效,为群众提供一个正常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社会冲突解决机制。     

经济利益下的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都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甚至有的群体事件是各种原因、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经济原因无疑是其中的根本,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与经济利益有关,即使一些以政治、文化等为直接原因的群体性事件,其背后真正的动机也是源于经济利益。     

毛泽东中央苏区时期的民生建设及其当代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民生建设。他深刻阐述了我们党如何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生观,为我们党开展群众工作和赢得群众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