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国家生态责任与生态治理能力建设

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建设四个阶段的历史变迁揭示了国家建设的生态维度由隐至显的发展过程,凸显出公共环境治理中国家生态责任和生态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增强国家生态治理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关键。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风险,对公共环境治理中的国家提出了提升生态服务能力、促进生态现代化和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多维生态责任要求,也为从"以人为本"、"预警原则"、"有序推进"等价值原则推动国家生态治理的指导思想、治理范式、行动实践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和平治理是军事战略的新发展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中国跨进新时代,中国的安全利益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演变,中国面临的安全矛盾随之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国防和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任务及其行为方式做出适应性转变。理解十九大关于新时代军事战略创新的真谛,在于抢夺全球治理的战略高地,争取维护国家安全的平台优势。和平治理理论是以促进国家与国际安全为目标,以治理暴力和化解冲突为基本     

中国海外公民保护的理念、内涵与未来走势

中国海外公民保护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利益日渐拓展的产物,在海外利益或国家利益中居于最重要、最优先位置,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与西方海外公民保护的实践相比,中国坚持以人为本、不干涉内政、合作共赢等理念,表现出目标明确、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特点。随着自身实力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海外公民保护实践中,中国正从国家资源的供给者转变为市场治理的推动者、从所有受众的维护者转变为重点人群的聚焦者、从传统方式的践行者转变为现代科技的受益者、从海外民生的关注者转变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从国际制度的适应者转变为全球机制的塑造者。相对应地,中国应当从市场治理趋势、企业能力建设、科技使用水平、国际责任、公共产品方面锻造国家外交能力,构建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在全球海外安全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     

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

全球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及其资源。全球公域这一概念本身内涵着某种超越国家主权的规范。其公有属性意味着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限制,而开放性和资源的竞争性则造成国家间在全球公域进行博弈以获取更多利益的现实,两者之间互相矛盾,这也是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困境所在,即在全球公利与国家私利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全球公域中存在着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两种行为逻辑互相制约,加上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全球公域具有边界性,利益的最大化受到制约。为了有效维护全球公域的公有属性,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规范国家行为。本文对现有全球公域治理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进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公域的治理制度亟待完善。中国历来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可以从价值理念、制度建设等层面提供公共产品,以推动全球公域秩序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对当前国外国家治理的几点看法

<正>国家治理相关改革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家治理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国家治理体系早已存在且不断发展完善,其成效受到国家制度及制度执行力的影响较大。在各国相互竞争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重要参数,一些地区组织、国际机构也极力促进各国提高治理能力。历史上,发达国家制度建设大多先于民主化,但     

制度规则视角下的深圳国际化城市治理创新研究

<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实施,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国际化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随着争创"四个全面"新业绩的号角全面吹响,深圳正加快向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迈进。与之相适应,深圳的城市治理也正朝着现代化迈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

<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全面科学客观认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对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治理扩展至第三世界:利他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

文章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的状况。中心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主导的策略改善贸易状况,成为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从而与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竞争力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将全球治理扩展至发展中国家,从而规范这些国家的行为,促使其向外国投资开放。然而,要想将发展中国家成功纳入全球治理体系,须在这些国家内部建立能够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制度。鉴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独特问题,要想达成上述目标,仅靠推动这些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是不够的。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作者认为,要想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全球治理相符的内部制度,必须使这些国家确信全球治理不仅对发达国家有益,对它们自身同样有益。     

热话题与冷思考——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共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一部纲领性文件。为什么要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如何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中国之制"推进"中国之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本刊特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冯俊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内驱力

进入新时代,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没有变,但是更加凸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功能和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这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着强大的"内驱力"作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内驱力,需要把握好政治建设、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三项基本原则,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这一重点,明确以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为建设方向,立足于时代变革和治党实践,建立党内法规制度发展的常态化和长效化机制。     

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构筑面向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体系的思考

从"党要管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演进逻辑。与"管党"相比,"治党"内涵更加丰富,涉及思想、理论、制度等多方面内容,构筑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体系是广义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注重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规划、思想方法、组织体系、制度设计、体制安排、政策创制、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同时,更要把握好价值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制度化治理与伦理性治理、结构性治理与问题式治理、常态化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参与式治理与科层式治理、创新式治理与经验式治理的关系。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与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政治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国家治理问题。追溯国家治理如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学理与历史逻辑;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而在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中,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与价值体系塑造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指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百年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家安全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多元、全球安全治理失灵失衡问题突出，这些使得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更有必要。国家安全能力可以理解为国家为了实现总体国家安全，基于对国内外战略资源的动员，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能力。总体来看，国家安全能力主要包括国家安全观念能力、国家安全制度能力、国家安全基础能力和国家安全动员能力等要素。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包括健全国家安全体系，重视国家安全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安全风险防范和应对，促进安全事务的全面统筹与协调以及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科技赋能。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更加迫切。虽然中国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未来还需多措并举，从观念革新、制度保障、战略动员等多方面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选聘分离:社区治理转型与管理体制创新——以宜昌市伍家岗区为研究个案

治理转型要求社区建设从社区行政化阶段向社区居民自治阶段转变,从社会问题社区化阶段向社区问题社会化阶段转变。宜昌市伍家岗区通过建立以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社会工作者"选聘分离"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破解了传统社区建设模式的困境,适应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实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群众自治型社区的共生、互补和双赢,值得探索和研究。     

大国竞逐与朝鲜半岛的政治走势--结合历史视角和地缘政治视角分析

本文通过结合历史的和地缘政治的视角 ,对各大国 ,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政治进程中扮演的地位和作用 ,对半岛内部自主性力量日益表现出来的能动性作用予以分析 ,认为伴随着半岛内部自主性力量的日渐上升 ,在朝鲜半岛的政治走势中 ,将最终形成一种实质上的三方架构 ,即“陆权国家 +海权国家 +朝鲜半岛自主性力量”的框架。     

城市“黑车”治理困境的制度分析——兼评“钓鱼执法”

治理"黑车"的直接目的是维持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以保障民众的出行,但它绝非单纯的道路交通运输、城市形象、社会治安问题,而是涉及民生、社会公平、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黑车"治理是一项涉及执政理念、经济和政治制度安排的系统工程。包括"黑车"治理在内的城市治理不仅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水平和能力,更审视着城市治理者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必须在此高度上提出制度建构的基本对策思路。     

北极区域治理范式的核心要素:制度设计与环境塑造

北极事务治理范式的发展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以区域治理为特征的初级范式中,相关国家往往强调区域内的多元整合、良性互动和价值认同,通过制度设计推动身份认同,构建对外排他性和内部协商性共存的"自主治理"模式。"罗瓦涅米进程"和"伊卢利萨特进程"都建立在这种排他性的基础上,但二者存在封闭性狭义区域治理和半封闭性广义区域治理的制度设计和环境塑造差异。随着问题影响范围的扩大,权力的无序扩张和对于外部资源需求的增长,北极区域治理范式暴露出在跨区域性和集体原则上的缺陷,进而不得不逐步从区域治理向多边治理这一中级范式递进。随着治理主体对于身份观念、同化观念和自律观念的内化程度提高,客观"物质"变量中体系取向、权力结构和技术革新的客观发展,北极事务的治理范式将朝着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对乡镇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激励机制的一些思考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是政府和社会通过激励和约束手段，引导广大育龄夫妇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度安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和严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转变以依靠行政手段来开展工作的思想观念，强化利益导向激励机制，使计划生育工作沿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又好又快地发展。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努力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对话与协作,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有效合作仍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关键变量,不仅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力量,还事关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更涉及新兴市场国家自身发展优势的延续。与此相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既是推动金砖国家强化合作的动力,同时也从经济增速、市场规制、要素配置、治理能力和合作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其合作构成新的挑战。对金砖国家合作而言,推动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渐进式变革"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补位式改革",是现阶段金砖国家合作的必需也是其战略特点。着眼未来,金砖国家的有效合作取决于经济实力、利益纽带、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四个因素。其中,经济实力和利益纽带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内核,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是金砖合作的外在表现。     

全球治理及其限度

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相互依赖的双重效应使全球治理成为必要,而信息革命和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壮大,又使全球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治理不否认国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中心统治地位,但强调政府并不是惟一的管理者.国际制度为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与治理提供了一条"法治"的途径.尽管全球治理有其必要性,但因为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利益的弥散性和现存的不对称体系,加上主权国家的抵制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孱弱,全球治理之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