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联合国是二战后70年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联合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通过非殖民化、加强法治、促进人权确立以民主和平等为目标的国际政治和法治秩序,通过实施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和发展秩序。面对全球治理的转型、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治理的兴起,联合国的应对并没有达到世人的期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联合国重塑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联合国需要推进全面和平衡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也是中国对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理论贡献。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联合国也应该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精神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相契合;另一方面,广泛代表性与动员能力以及完备的合作机构和机制,也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现实的条件和资源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能够扮演参与者、引领者、共识凝聚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因此,中国与联合国应该通过重塑联合国权威、保持联合国的协调中心地位、稳步推进联合国改革、提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等途径来推动联合国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基于此,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也应该有所作为,在尊重联合国地位的基础上,利用联合国的优势和平台,与联合国合作共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将是未来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联合国人权机制:一种框架性分析

二战以前,人权属于国内立法的范围;法西斯国家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使人权问题成为二战后各国政府和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联合国在人权保护领域做了大量的努力,基本建立起了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的框架,并成为处理人权问题的核心。然而,冷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的政治化倾向日趋严重,联合国在人权保护中的实际地位下降,而“人道主义干预”盛行一时,甚或酿成人道主义灾难。如何完善国际人权机制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如何评价联合国人权机制成为研究国际人权保护的焦点。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欧盟的反恐模式

恐怖主义被视为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暴露出国际秩序在不对称威胁下的脆弱性。“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合作面临机制欠缺、互信危机与行动悖论三大瓶颈,致使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而在区域层面上,欧盟以反恐为契机深化成员国的安全合作,主要通过多边协作加强治理,通过接触化解敌意,通过发展经济切断恐怖主义的根源,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恐模式。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原则

刑事和解制度,充分尊重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人权及其主体地位,在不影响普遍公正的前提下化解社会纠纷与冲突,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当今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民主、公正、以人为本的法律理念地位不断提升,人权、民主概念深入民心。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原则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它主要包括平等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司法确认原则和不得妨害国家的司法权原则、以刑事被害人利益保护为导向原则、平等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和解宽缓原则。在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政策下,刑事和解制度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发展:从维持和平走向建设和平

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国际和平及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应对这些新的威胁和挑战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以联合国关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的新表述为标志,其领导和组织的维和行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这要求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区域组织、利益相关国以及非政府实体等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维和行动的执行也需要更具长期性和广泛性的战略规划。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积极应对,更为充分和广泛地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联合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柱。中国与联合国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重要路径。     

展望双周国际军事战略新闻备忘

中国新闻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联合国及区域组织合作新华网联合国7月26日消息:第六届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和政府间组织高级别会议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代表上海合作组织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表示,该组织将进一步加强同联合国及其他区域组织的合作。本次为期两天会议的主题是“联合国——区域组织加强世界安全伙伴关系”。来自23个区域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的代表讨论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威胁以及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等问题。上海合作组织现任主席代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代表上海合作组织出席了会议。他在发言中阐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并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将进一步加强同联合国及其他区域组织的合作。会议最后通过的主席结论和联合声明决定,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加强联合国维和能力、保护冲突中平民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领域的合作,并决定将高级别会议由两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和政府间组织高级别会议始于1994年。这次是上海合作组织继2003年后第二次参加该会议。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

随着全球范围内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环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日益丧失,地球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环境治理领域的国际政治博弈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参与主体治理地位不对称等一系列治理挑战,难以形成统一的制度目标,亟待形成公正有效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基于此,中国提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这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其中制度对接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制度对接的角度出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一是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对接;二是与双边、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对接;三是与中国自主提出的国际倡议的制度对接。中国的绿色领导力则是推动对外关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对接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动力,并提升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贡献。最后,在新形势下,中国应把握战略机遇,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对接,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发展。     

全球安全倡议的思想渊源、内在逻辑与价值内涵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贡献，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从思想渊源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国外交的实践探索，集中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思想内涵。从内在逻辑上看，全球安全倡议以坚持全球安全观为核心要义，以国际法国家主权原则为基本前提，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和平解决争端为方法、路径，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践目标。从价值内涵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具有超越西方国际安全理论，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的理论价值；具有统筹全球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价值；具有引发国际社会共鸣，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的传播价值；具有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整体外交与新南南合作——基于中非和中拉合作论坛视角的探讨

中非合作论坛与中拉合作论坛机制不仅属于1+N召集人模式,而且以深化经贸合作为起点和突破点,并逐步扩大合作范围。这两个论坛不但是连接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桥梁,而且成为新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又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但是新南南合作面临议程设置、域外力量干预、合作机制竞争等挑战。对于中国建构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外交的模式,本文认为:应坚持互利共赢理念;在议题设置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区别对应并丰富合作内容;为减少外部干扰,应加强多边主义;为防止机制碎片化,应有效整合以形成合力;需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各方积极性,既体现公平又保证效率。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的建设性角色

秘书长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古特雷斯秘书长自2017年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治理机制改革。新一轮联合国改革议程的核心是着力从制度层面重塑联合国,构建以冲突预防为核心的治理体系,通过"全支柱"和"跨支柱"战略强化联合国系统支柱内及支柱间的整合。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是21世纪以来联合国进行的重要机制调整,改革既有利于克服联合国碎片化的制度缺陷,也有助于提升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加强跨支柱协调顺应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然而,联合国改革进程也受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与提升联合国自主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制约;南北分裂深刻地影响着改革进程,增进南北共识是推进联合国改革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改革进程,注重在联合国平台上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强思想引领、承担大国责任、推进南北对话、与联合国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着力进行外交筹划,在推进全球共识、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制度路径与未来选择——以跨国传染性疾病防控为例

2003年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不仅很好地遵守以《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规则,而且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国际社会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行动能力。在参与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积极推动将卫生议题纳入合作进程,为在区域层面治理跨国传染性疾病积累了经验。中国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多边机制为补充的参与模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得到明显体现。鉴于重大跨国传染性疾病对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以及既有多边机制所面临的能力不足困境,多层次布局、多元行为体参与,是中国更好地引领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金砖+"合作模式与中国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

"金砖+"合作模式是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的创新贡献。机制互动和机制关联理论通过聚焦"机制+",为探讨"金砖+"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视角。"金砖+"合作模式注重拓宽地域范围,坚持灵活渐进,秉持发展优先原则。中国推进"金砖+"合作模式的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跨区域成员国"的实践路径,密切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夯实了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机制。因此,对"金砖+"合作模式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战略对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尝试。     

冷战后的世界秩序

冷战结束后 ,世界格局变换 ,全球化进程加快 ,使冷战后的世界政治表现出了明显的无序性。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和追求单极霸权的战略 ,破坏了原有的国际合作体制 ,伊拉克战争更是表明了美国的“帝国”野心 ,这将使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的世界新秩序变得更为艰难 ,但历史的方向不会改变     

试析日本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立场

人道主义干涉是冷战后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反映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方面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促进人权的行动,另一方面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与欧美国家划清界限。日本国内针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日本政府的选择和日本国内的争论,都反映了冷战后日本对国际秩序转型的适应和对自身国际角色的思考。     

新自由国际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思想转向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曾在美国得势,一度成为美国战略的主要思想基础。然而,新保守主义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重挫,陷入低谷,美国大战略的思想基础转向何处?新自由国际主义很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国际战略的思想基础。新自由国际主义一方面秉承自由国际主义传统,主张在民主自由国家之间建立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支撑、以大国自律为条件,以开放经济、集体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将一些现实主义的特点糅合进去,在强调宪政制度的同时,也重视权力和国家利益。2002年启动的普林斯顿计划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点和美国传统的国际秩序理想,提出了美国未来的安全大战略。从理论背景和实际内容来看,普林斯顿计划带有新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想烙印,体现了国际宪政秩序、权力的自我克制、多边机制下使用武力、多边整合大国关系等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