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发展:从维持和平走向建设和平

冷战结束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国际和平及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应对这些新的威胁和挑战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以联合国关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的新表述为标志,其领导和组织的维和行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全球伙伴关系,这要求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区域组织、利益相关国以及非政府实体等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维和行动的执行也需要更具长期性和广泛性的战略规划。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需要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积极应对,更为充分和广泛地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进一步提升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2018:震荡与重塑中的国际安全秩序

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多个热点降温。国际安全呈现出的新特点、新挑战、新机遇是近年来世界形势量变不断加速发展的最新结果,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内涵外延发生变化的反映,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上不断凝聚共识、锐意改革,是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     

全球安全局势中的新图景——略论习近平国际安全观

习近平国际安全观是新时代党对国际安全理念的新发展、新飞跃。它包含平等、互信的安全基础;普遍、共同的安全目标;对话协商、团结合作的安全手段;发展与安全交融统一的安全保障四层核心含义。习近平国际安全观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它体现了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传统安全理念的拓展、国际关系法治制度的强化、民族文化和国家精神的坚守。它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思想、人本思想以及整体的系统思想,在当代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全球安全倡议的思想渊源、内在逻辑与价值内涵

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贡献，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从思想渊源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发展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大国外交的实践探索，集中体现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思想内涵。从内在逻辑上看，全球安全倡议以坚持全球安全观为核心要义，以国际法国家主权原则为基本前提，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和平解决争端为方法、路径，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实践目标。从价值内涵上看，全球安全倡议具有超越西方国际安全理论，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的理论价值；具有统筹全球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价值；具有引发国际社会共鸣，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的传播价值；具有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全球安全倡议的时代价值、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对“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这一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为实现人类持久和平锚定历史方位,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明确思路,为重塑全球安全理念指明正确方向。全球安全倡议以合作共赢为理念指引,以主权平等和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统筹维护综合安全为主要内容,以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为方法路径,以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目标愿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以知促行,着力夯实全球安全根基,主动化解安全争端,积极承担安全责任,不断完善安全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守护全球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联合国与战后国际机制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不仅需要维护和加强这一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而且应该运用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贸合作和金融机制,强化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以公正、客观、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为原则的国际人权机制,重视各种区域与跨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形成以大国协调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国际机制。中国应该进一步积极参与、有效利用并推动完善国际机制,保护和发展自己。同时,改革现有国际制度中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提高国际机制创新能力、制订重要议程能力和拿出建设性倡议的能力。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稳定行动的演变及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在自由和平理论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稳定行动介入冲突后国家的国家建构，推动西方式民主政权改造。在二十多年中，从波黑的战后重建到阿富汗战争的失败，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其安全利益认知的变化，稳定行动在目标、内容、标准、方式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呈现从“征服者模式”向“殖民者模式”演变的特点。美国、法国等通过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话语权的控制，尤其是通过控制稳定特派团的安理会决议，将不同的稳定行动模式引入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使各时期的联合国稳定特派团执行不同模式的稳定行动，导致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大国维护其安全利益的工具。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需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将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成为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正的多边国际安全治理机制。     

“后2015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

千年发展目标将于2015年到期,世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诸多国际组织均对"后2015发展议程"展开激烈讨论。热议的焦点集中在核心目标设定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两方面。一方面,后2015发展目标的设定不可能完全脱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必须是在考虑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兼顾各地区、各国的发展现实,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另一方面,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后2015发展议程"推进和实现的重要支撑,这要求从新千年以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进展中汲取经验,加强合作,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应当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后2015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后2015全球发展目标"制定和全球伙伴关系建立的契机,积极主动把握全球发展的主导权。     

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探析

粮食安全是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也是联合国在成立初期就重点关注的议题。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遵循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等三大理念。其中粮食权突显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国际法依据，强调粮食安全治理要保障“类安全”和维护“类生存”。粮食主权反映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价值遵循，强调粮食安全治理要实现“去政治化”。发展观体现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可持续导向，强调以发展为动能，构建更具韧性的粮食体系。上述理念相互依存，捍卫粮食主权是实现粮食权的基础、发展是确保粮食主权的前提、粮食权的维护需以发展为保障。但同时也应看到，联合国落实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理念仍面临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资源匮乏和强制力不足等诸多挑战。这需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构建综合治理机制，开展系统治理，加强对粮农事务的资金支持，提高融资能力，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以实现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的粮食安全治理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塑造中的全球共识性与大国主导性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历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发布的《塑造21世纪》报告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并通过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01年《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路线图》予以正式确认,并由2002年《蒙特雷共识》和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成果文件》加以丰富和完善。本文突出强调,MDGs并非单纯地缘起于联合国千年峰会:一方面,其全球共识性基础在于20世纪90年代所召开的一系列联合国峰会所达成的诸多行动方案,这促进了MDGs的全球性广泛认同;另一方面,OECD/DAC提出的"国际发展目标"也对MDGs有着重要影响,体现了MDGs形成塑造过程中的大国主导性和以"援助国为中心"的特征。目前,关于制定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已进入关键阶段,能否夯实新目标的全球共识性基础以及能否避免大国主导性,对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至关重要。     

论国际机制的正义性问题

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冷战和平结束,人类通过和平合作实现正义和繁荣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1999年美国率西方国家对主权国家南联盟进行的武力干预,不仅是循历史惯例在后霸权时期作地缘政治和军事准备,而且是在推广美国的国际正义观——对现存的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各国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的国际机制提出根本改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欧盟的反恐模式

恐怖主义被视为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暴露出国际秩序在不对称威胁下的脆弱性。“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合作面临机制欠缺、互信危机与行动悖论三大瓶颈,致使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而在区域层面上,欧盟以反恐为契机深化成员国的安全合作,主要通过多边协作加强治理,通过接触化解敌意,通过发展经济切断恐怖主义的根源,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恐模式。     

在复杂动荡的形势中把握前进方向--2021年国际形势突出特点和中国外交丰硕成果

2021年国际形势深刻演变,单边主义逆流涌动,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传统热点纷争挥之不去,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显现。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大国关系深度调整,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社会面临诸多跨国性和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 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

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的冲突解决主要有三种路径——"以实力促和平""以民主促和平"和"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促和平"强调"发展赤字"是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维护国家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地区冲突解决,从而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将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转化为安全红利。该理念倡导发展与和平的联动性、"输血"与"造血"的两重性、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渐进性。中国在中东"以发展促和平"的实践分为国家和地区两个维度。在国家层面,中国主张尊重中东国家的发展权,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发展援助等增强对象国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促进区域设施联通,建立利益共同体,逐步实现地区和平。"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基于改革开放40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方略。     

联合国与国际法治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的法治化程度大为提高,联合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道义与合法性代表,联合国能够很好地平衡大国和小国利益,充分利用其网络制度优势,在冲突地区和发展等领域有效地推进国际法治建设。联合国在国际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众多会员国的支持,尤其是大国的鼎力相助。随着中国全面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国国力的逐渐提升和观念改变,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中国对国际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联合国宪章的制定、维护和响应联合国国际法治建设,以及创造性地发展联合国宪章的价值理念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国两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当前,逆全球化现象频发和民粹主义泛起,国际社会不确定性增加,更需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强化国际法治建设。     

中国联合国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李东燕研究员访谈

近年来,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建设的参与日益加深,联合国研究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定位"联合国研究"?中国的联合国研究现状如何,有哪些特点和进展?在研究方法与观点上有哪些分野?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孟文婷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东燕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全球治理、联合国研究,代表作有《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前景与路径分析》《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等。     

二十国集团机制化 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仓促登场并匆忙机制化,直接导因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大衰退,深层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力量格局、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发展失衡仅为表象,上层建筑（全球治理架构）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是根本原因。G20机制化是二战后全球治理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为重塑国际秩序提供契机,预示一个新时代正在提前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