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文化运行逻辑

乡村治理体现着基层政府对乡村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管理能力,事关乡村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稳定。但在当前,治理效率低下、自治程度不高、治理权威多元、凝聚力不足等问题时时困扰着乡村治理质量的提升。重视乡村治理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根源、通过政治文化认同来坚实乡村治理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乡村民间权威的培植来挖掘利用乡村治理中的自组织资源,是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效率的理性选择。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模式与动力问题研究——基于西北地区的调查样本

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越来越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其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逐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能人领办型""企业带动型""村社组织协作型""政府扶持型"等多种可借鉴的发展模式。文章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从客观结构与主观能动出发,对二者相互交织的动因进行详细分析,深层次探讨提出了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模式本质性的动力来源,旨在使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模式构建更具理论性和实践价值。     

社会力量促进乡村振兴的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公益组织S赋能乡村M案例

针对"三农"问题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治理及发展方面,一度出现不少问题及困境,典型的如村民自治的欠缺问题、村民利益被侵蚀甚至剥夺问题。除国家正力图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制度性原因外,这些问题还与村民及村民集体的选择能力及资源禀赋相关。由此,通过赋能乡村来推动乡村自治实践和资源引入,就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但仅依赖政府会导致有效性不足,需引入其他社会力量以共同协力。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及促进乡村振兴的适宜模式是以公益组织为主导的赋能乡村,其赋能乡村的机制是嵌入式社区营造。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良好乡村治理是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行政、社区、市场:乡村组织振兴“三重赋权”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性治理过程,是要激活和发挥各参与要素的优势潜能,使之有效衔接的过程。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要同时面向国家支农资金的有效使用、面向社区服务和农民组织化效益的有效实现、面向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它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行政性"和"社区性"双重赋权,还需要"市场性"赋权。行政赋权逻辑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政策空间、项目资源和试点授权;社区赋权逻辑创新了乡村组织振兴的动员方式、组织结构和职能定位;市场赋权逻辑设定了乡村组织振兴中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样态与机制。"三个面向""三重赋权"的协调联动,彰显了理解乡村治理转型的辩证关系,整合了"属事"与"属人"的一线治理逻辑,实现以"事"聚人,以"人"促事,在既有乡村治理结构的框架内,创新要素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回应了乡村有效治理的现实需要,是未来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趋向。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培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意识,实现农村的内源性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一个乡村振兴试点村为例,探讨了以退休干部牵头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助推乡村内源性发展的策略和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融入-培育-助推”的行动逻辑来助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通过融入国家政策体系、地方行政体系和乡村社会体系,引入外源式资源培育农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助推村社实现产业和治理的组织化,推动农村内源性发展。这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力量不同阶段的助推策略相呼应,且各阶段相互交错,是一个双向非线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力量促进了外来资源引入与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实现了村庄的内源性发展。     

社会资本重构:乡村自治组织功能提升的必然选择

乡村自治是体现乡村社会走向民主化之路的关键所在,有效发挥乡村自治组织功能是实现乡村自治的重要保证,而乡村自治组织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功能发挥具有决定性作用。面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资本与自治组织功能的背向发展,必须从培育村民自治能力、增强传统规范与现代规范契合力、强化自治组织功能内生动力、拓宽自治资源辐射与回流驱动力等方面,重构乡村社会资本,保证乡村自治实效。     

执行型经营者：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基层政府——基于湖南星镇的田野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治理资源的下沉推动基层政府组织形象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构建出“多重制度逻辑-组织目标-差异化回应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对湖南星镇研学产业发展实践进行历时性观察,以刻画新时代基层政府的组织形象。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会受到服务导向的社会逻辑、执行导向的科层逻辑与经营导向的市场逻辑的形塑,而三种制度逻辑对基层政府组织目标约束与激励的非均衡性,促使基层政府分别采取回避型、合规型以及积极型的差异化回应行为,最终塑造了“执行型经营者”的形象特征。“执行型经营者”不仅反映了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制度情境复杂性,更体现了新时代基层政府对治理情境变革的适应性调整,但其对产业经营的深度介入,也会挤占乡村产业内生力量的成长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导向,建立乡村产业培育机制,实现内外相融合的乡村产业新内源式发展。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研究:职能分立与功能融合——以珠海市C区为例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使得社会组织的出现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重要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立的雏形开始出现。但是,职能分立并不代表"政府"与"社会"功能分离,政府与社会组织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政府需要在社会组织培育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功能融合将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根本途径。本文立足社会治理视角,以珠海市C区社会组织为对象,分析社会组织培育模式,指出职能分立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基础,功能融合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保障。     

人际信任:草根NGO与政府合作的核心要素研究——基于温州的实证分析

草根NGO与政府存在合作与非合作的两种关系。在我国,一般认为政府倾向于对草根NGO采取抑制、打压、取缔等多种方式限制其发展。但现实中依然有一些草根NGO与政府具有一定的合作关系。现有文献认为,相互间的信任、资源依赖以及组织功能是影响草根NGO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的关键。温州"公益圈"草根NGO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对以上因素进行了验证。由此我们发现,相对于组织信任、资源依赖和组织功能,草根NGO负责人与政府部门主管官员的个人人际信任在草根NGO与政府合作中起核心作用。     

国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与我国的创新思路

<正>乡村治理是现代治理的一种基本类型,是指政府及其他治理主体、依托制度设计分工,领导、调控、服务乡村社会发展的行为及过程,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1.从治理的主体角度看,乡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是当前乡村治理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被定位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村社会组织的主体性、自治性、自主性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乡村社会组织发育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模式选择: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政府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一项重要政策,但采取的培育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国内外研究和实践表明,政府培育社会组织主要有两种模式: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机制为主要资源配置机制的直接培育模式,与政府赋权支持型社会组织、以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间接培育模式。两种模式在社会组织培育的需求导向、培育主体间关系以及资源结构和资源配置机制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培育主体在系统层次和个体层次上提供多维度的支持:在系统层次上,需要提供足够的生态容量、多元性支持以及有效的选择机制;在个体层次上,需要提供专业知识和社会网络的支持、差异有效的能力培育、多样化的外部资源以及顺畅的政策倡导。两种培育模式在这些方面有明显差异,从而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了不同效应。政府采取赋权支持型社会组织的间接培育模式更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矿产资源型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在矿产资源型乡村,由于资源开采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处于粗放式、无序化状态,引发政府干预失度、官商非正式结盟、利益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压缩了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的发展和作用空间,导致村级党组织、村民群众、乡镇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治理能力难以适应现代化需求,矿产资源型乡村由此成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村民的"三治融合"能力、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四川省A村的个案调研

扶贫资源的"输入"不仅事关扶贫成效,而且事关乡村社会生态的"健康"。探究扶贫物质资源供给与乡村社会生态之间的关联对于评估乡村扶贫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四川省A村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过剩"不仅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益和扶贫效能,而且会损害乡村传统的文化生态,瓦解乡村传统的人际纽带,摧毁乡村治理秩序生成的可能。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本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政府和乡村信息不对称、政府扶贫理念错位和供给方式"失当"的产物。有效规避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双向交流、纠正扶贫理念和优化供给方式。     

乡村振兴中的政党：角色与过程——基于上海市J村“美好社区先锋行动”项目的观察

乡村振兴是一个兼顾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复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需要防范乡村发展中的科层依赖以及资源下沉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张力。消弭“国家-社会”的二元冲突,就需要重新认识和发挥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基于上海市J村的调查发现,上海市党建办通过“美好社区先锋行动”的积极倡导,吸纳了“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等基层治理的经验,主动“靠前一步”介入具体乡村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借助高位势能跨越制度边界,引入市场组织、高校以及政府的行政资源,盘活乡村资产,并通过持续的评估对乡村社会展开政治化运作。政党介入乡村振兴并不局限于把政治逻辑嵌入乡村社会,而是强调地方党组织对于高校、市场及社会资源的再整合。这一超越“国家-社会”的政党行动,既摆脱了国家单边治理对于乡村自主性的束缚,也防范了乡村无力整合资源而陷入持续性的衰落。     

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作用发挥情况调查——以乐山市车子镇老年协会为例

中国的社会组织经历了从管控到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老年协会作为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一员,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乐山市车子镇老年协会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担任"四大员"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从而使自身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性空间和较强的行动能力。基层政府需要加大扶持和培育老年协会的力度并推动与老年协会的协同共治才能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而且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推进我国乡村旅游业持续发展

正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整体上已进入全面发展、提档升级的关键阶段,政府在寻求发展旅游与破解"三农"问题的融合路径,游客在寻找最美乡村旅游资源,相关从业者在寻找新的利润点。目前,依然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一是农民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乡村首先是当地人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其次才是投资空间和消费空间。但目前部分资金进入乡村旅游市场后,无意兼顾和保障农民利益,整体上弱化农民的主体地位,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