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质量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严密组织体系、凝聚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作为政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石,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其组织力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然而,伴随社会风险的上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对发挥组织凝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切入口,梳理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四个要素,以组织优势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     

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

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与组织保障。协商民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及工具，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特定的耦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另外，概观来说，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进行实践拓展。     

乡村治理视角下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由向内与向外的组织力构成,关乎乡村治理的推进,应受到高度重视。这种组织力的提升既有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生存与建设的内在驱动,也有所在区域治理与发展的外在驱动。置身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主动适应乡村治理的新趋势,回应乡村治理对新时代政党自身建设的诉求,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建伟大工程建设为着力点,提升向内的组织力;回应乡村治理对所在区域治理各层面的要求,以治理内容的完善、治理主体的调动和治理形式的创新整合为重点,提升向外的组织力。通过这些可能的措施,方能更好地推进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更好地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与农村改革开放的再出发。     

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境遇与选择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责任共担、行动共为、价值共通、情感共融、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前,“城归”红利不断释放、国家政策持续赋能、信息技术有效嵌入为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也使其面临结构松散化、意义世界隐退、基层组织功能弱化等多重挑战。因此,要着力整合乡村多元利益、重建乡村意义世界、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乡村治理效能,从而筑牢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之基,进一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多元联动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层党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层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实现乡村治理各参与主体产生高效联动的治理合力,从而有效促进乡村治理的高水平发展。党建多元联动作用包括以“上下联通”实现多元主体良性互动,以“内外联动”实现内生动力与外在保障双向驱动,以“左右协同”实现动员参与与资源联享协同共治,以“纵横交融”实现横向协作与纵向贯通立体建构。目前,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面临党组织协调联动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参与治理的活跃程度不高,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联结不顺畅,党建引领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需要健全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体系以提升联动治理能力,构建和谐融洽的党群联系以培育多元治理力量,畅通协商民主的联络渠道以提升互通治理效能,完善系统高效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构建联动治理格局。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培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意识,实现农村的内源性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一个乡村振兴试点村为例,探讨了以退休干部牵头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助推乡村内源性发展的策略和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融入-培育-助推”的行动逻辑来助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通过融入国家政策体系、地方行政体系和乡村社会体系,引入外源式资源培育农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助推村社实现产业和治理的组织化,推动农村内源性发展。这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力量不同阶段的助推策略相呼应,且各阶段相互交错,是一个双向非线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力量促进了外来资源引入与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实现了村庄的内源性发展。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分析

已有研究通过“国家—社会”的分析路径探讨了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但这些研究囿于政党视角的窠臼,局限于以“政党嵌入论”和“资源依赖论”解释社会组织的党建行为,而忽略了社会组织的主动回应和社会组织党建之后的资源变化。文章尝试以“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作为理论框架,分析社会组织对党建的回应机制和回应策略,进一步发展资源依赖论和政党嵌入论。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回应党建要求,反向嵌入党组织,积极识别和有效利用党建的空间,为自身发展创造优势,同时社会组织积极地进行资源扩展,通过党建获取引导性资源、参与相对排名竞争,开拓发展资源。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外部嵌入与内生整合:乡村政治生态优化的路径指向

乡村政治生态是乡村治理的环境基础,建构良性的乡村政治生态系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从权力、制度、文化和组织四个维度分析嬗变后乡村政治生态的现实形态,发现后农业税时代乡镇基层政权的"悬浮"和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是造成乡村政治生态嬗变的主要原因。对此,应以外部嵌入与内生整合为指向,嵌入外部力量,健全村民基层自治;构筑多方联动,填补权力监督真空;强化党性修养,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挖掘优秀文化,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全面依法治村,完善农村法治体系,以优化乡村政治生态。     

善治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探论

现代化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善治的必由之路,对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而言,则要求必须努力提升其现代化治理能力。针对村级党支部人才刚需与乡村“空心化”、村级党员干部权威稀释、村级党组织资源禀赋控制与规则化治理方式的缺配等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困境,从以科学、智能、优化、迅捷、融合等为主题的现代性内容出发,综合审视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问题,结合乡村急剧变迁的实际,可在治理主体力量、治理执行力度、治理效能落实层面“增力”“赋权”和“提能”,切实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以实现乡村治理的战略性目标。     

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北大核心

中国的乡村治理在古代与近世一直延续着简约治理传统,近年来则逐渐走向了科层治理的形态。本文聚焦于村级组织的结构性处境及其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的调适,尝试探讨简约治理向科层治理嬗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简约治理根源于有限的国家财政能力和内生的乡村共同体秩序维系能力,这样国家凭借疏放性的权力介入就可维持基层秩序与政治整合。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与社区“去公共性”,村庄共同体的总体性支配逐渐式微,地方权威日益消减。与此同时,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提升与国家民事职能的扩张,大量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进入乡村社会,基层政权正努力构造一个更加职业化的村干部队伍承接这些职能,并以制度化的科层监督使村务工作日益去人格化。由此,中国乡村简约治理的时代或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科层治理的兴起。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论基层党组织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的效能提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

社会矛盾化解是乡村治理的综合性课题,其效能提升需要软治理与硬治理的整合发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治理优势与功能,应该受到高度重视与细化落实。环视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现实场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作用发挥严重不足,影响了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路径创新与效能提升。有鉴于此,基层党组织应该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创新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路径,将思想政治教育融于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全过程,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主体素质提升、群众基础的夯实、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与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此助推乡村社会矛盾的综合化解、乡村治理的改革创新与新型乡村社区的全面建设。     

乡村性的流失与重塑——基于空间、产业和身份的视角

乡村性伴随着乡村本质的理论反思，以空间、产业和身份三要素的扩展为表征，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交织中动态演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市场共同展开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形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对新时代乡村性的理解的一些偏误，产生了脱离乡村尺度对乡村进行主观构建和想象强加的系列行为，带来了乡村空间建设失真、产业利益分配错位以及乡村主体权利缺失的新困境，乡村性在积极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反而进一步流失。乡村性概念的重塑，纠正了乡村建设中乡村“他者”对乡村社会的叙事偏差，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而兴”的根本性追问，成为乡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     

广义政府：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及其双重性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是广义政府,它由国家性质党组织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构构成。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与各级人民政府整合而成的广义政府兼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属性,具有“一体两性”的特征。广义政府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存在成员身份、行为依据、利益结构、央地关系、任务配置、权力授予、责任履行、职能分工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广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两种不同的治理实践,当某个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广义政府应依据政党治理逻辑来应对;而面对非政治的公共管理问题,广义政府应重视依据政府治理逻辑来处理。因此,广义政府如何相机抉择地调适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性质党组织具有政府属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重视政党治理逻辑与政府治理逻辑的协调,避免不恰当地过于强调政党属性而遮蔽政府属性。各级人民政府也有政党属性,在属地负责制的原则下也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出发,致力于国家的全局发展和整体利益。当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协调互助时,能极大地增强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当两者的运用情景发生“错位”“缺位”和“越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