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冲突:社会变迁中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解读

80年代以来的宗族复兴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有着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它填补了村治的若干空白,一定程度地稳定和维持了乡村公共秩序,发展和维护了乡村的公共利益,并满足了社会变迁中的村民公共情感。另一方面,它又销蚀了乡政公共组织的权威,迟滞了乡村法治的进程,并影响着人的现代化,对乡村民主治理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这种双面关系,使得我们在谋求乡村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科学地全范围地统筹规划。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在乡村社会适当扩张国家权力的影响,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消减农民的地缘情结,必须积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努力建设现代村落文化。     

外部嵌入与内生整合:乡村政治生态优化的路径指向

乡村政治生态是乡村治理的环境基础,建构良性的乡村政治生态系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从权力、制度、文化和组织四个维度分析嬗变后乡村政治生态的现实形态,发现后农业税时代乡镇基层政权的"悬浮"和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是造成乡村政治生态嬗变的主要原因。对此,应以外部嵌入与内生整合为指向,嵌入外部力量,健全村民基层自治;构筑多方联动,填补权力监督真空;强化党性修养,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挖掘优秀文化,净化政治生态环境;全面依法治村,完善农村法治体系,以优化乡村政治生态。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对策探析——山西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山西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显示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正发生积极变化。但同时,在这其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即农民政治参与能力不强、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处于自发状态、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村落家族文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为解决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从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培育农民自主政治参与意识;完善制度机制,引导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乡村、县域经济和推进乡村文化教育,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四个方面提出对策。     

回流精英掌控乡村权力的若干思考

回流精英作为乡村中少数的优秀人物,在智力、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在乡村民主政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一个村落的发展进程为线索,阐述了回流精英掌权后对乡村经济政治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应警惕长期当政的回流精英易形成权势集团阻碍乡村的民主政治发展。如何引导回流精英在乡村中充分发挥正能量,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的有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法治化治理路径研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农村法治化治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农村法治治理面临着农村法治建设法律人才缺失、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空位、法治实施低效等现实困境。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需要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构建"一元多层级"法治治理格局等路径,切实解决农村法治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从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美丽乡村。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的最广泛实践。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一种村民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更是一种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在规范村民选举行为,推动农村选举公平公正;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推动农村决策科学民主;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治理创新优化;确保村务信息公开,推动农村监督规范完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对改变村民的政治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再造与重建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乡规民约在乡村传统再造和现代"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过程中,对新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城乡融合,基于乡土之上的乡规民约在社会变迁中渐渐失去主导性地位,其生存空间被挤压,内容也较为笼统,亟须对国家管理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矛盾、村庄共同体的衰落、公共物品匮乏所引发的乡规民约权威性丧失等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及时做出回应。因此,强调国家政权适度介入,重建村落新型共同体,调适乡规民约的内容和程序,增强乡村精英服务和村民的有效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逻辑和路径选择。     

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制度本质

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行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需要。宪政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产物,代表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基层的治理变革既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自身鲜明的制度本质。     

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从自治到共治的变迁轨迹,即,经过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乡村共治过程。目前,乡村治理改革仍面临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内容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创新等现实困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展望未来,乡村共治需要重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宏图早日实现。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的“富人治村”现象分析

21世纪初以来,"富人治村"现象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这些富人的目标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些富人依法竞取村庄核心权力并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也有一些富人当选村干部后大权独揽、以权谋私,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相背离。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应使"富人治村"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契合,引导富人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力量。     

村域文化价值对乡村治理的借鉴与拓展

在一定地域空间发展过程中乡村逐渐形成自身特定的文化及其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的作用要融入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内得到体现,并教化和约束村民的观念、行为,稳定乡村社会秩序。乡村文化通过农业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持续传承,凝聚了村民的乡情向心力共识与架构乡村社会有序运转的理念。治理乡村时,要从整体上把握乡村文化规律,合理借鉴乡村文化自身所含有的价值,实现乡村"法治、德治、自治"相互作用、协调。     

乡村德治重构与归位：历史之根和现代之源的成功链接

把德治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增加村民自治有效性和弥补法治效力不足两个方面。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空间被严重挤压,逐渐丧失了维系乡村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内在价值,即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式微。乡村社会新型治理网络的构建,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由价值以及乡村传统道德文化的式微等改变了乡村德治重构与归位的现实基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寻求乡村德治中的传统有效资源和现代价值观念的成功链接,是实现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重构与归位的现实路径选择。     

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对滕头村的个案分析

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唯一入选的乡村馆的原型,宁波滕头村以其蓬勃发展的乡村经济和成功的生态村落规划展示了和谐乡村的风采,但是其基层民主方面的运作状况如何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了滕头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图景,结论认为在滕头村基层民主的运作过程中,村党委和村委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村民的政治效能感不高,政治参与热情需要提高。同时村干部发展经济和分配物质福利的能力正日益成为获取村民支持和信任的关键衡量标准。     

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公共生活的兴起与持续发展——基于内蒙古自治区W村的个案研究

W村社区公共舆论表达的主要内容是村落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德,表达的主要途径是村民大会和群众议论;乡村精英包括主流精英和非主流精英,非主流精英是村庄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公共生活兴起需要公共物品的提供,但要实现持续发展就需要公共舆论的不断激荡和良性博弈机制的建立.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构成我们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一方面,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村落、市场和国家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另一方面,乡村混混等农村灰色势力又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层面,从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     

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

国家治理根在基层,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而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甘青宁三省区部分民族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治理能力在村庄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民族村的基本政治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乡村精英,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代表性人物,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深刻地影响乡村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因此,如何保持村两委的主导作用,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过程,进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主要的路径选择。     

乡村公共事务决策中的村民代表——基于一个案例的调查

本文是关于一个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践的个案研究,主要利用一个村庄的日常政治生活的材料反映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运作状况及其实施效果。研究认为村民代表能否在村级治理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中发挥效能,不仅与制度建设有关,而且与村庄治理多元主体间的民主协商以及村庄社会信任分不开,三者缺一不可。乡镇政府、村级自治组织需要通过与广大村民及其代表共同遵守一定的制度和规则,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处理乡村公共事务。其中任何一方主体的"缺位"、"错位"、"越位"都是对协商民主的损害。这样做的结果,既可以防止村民自治蜕变为村干部自治,又能够纠正乡村治理主体行为关系的紊乱。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从“虚实”到“真实”:农村社会的民主自治——以NGO项目运作为依托的质性研究

当前中国农村的民主自治体现着"虚实"的特点。以NGO在农村社会开展的项目为依托,考察了"私交""、代写"以及"村两委"选举等非民主的方式,这些特殊方式不仅造成了选举结果微效,同时阻碍着农村社会的民主进程。为将"虚实"民主转为"真实"民主,要塑造村民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在村落治理和项目管理当中引进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等探索性建议,以期有效提升农村社会的民主空间、不断推动农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