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后评估常态化启动机制的构建

一项新制度能否持续开展并加以制度化,既取决于立法主体的共同认可和支持,也有赖于规范化程序的保障。立法后评估制度的推行不应当是立法机关临时性有选择地挑选某一部法律法规的"试检",而应当是以法确立的长效性的常态化制度。将基于有效期制度的立法后评估启动机制与基于评估预警期限制度的立法后评估启动机制有机衔接、相互配合,建立起规范化、持续性、常态化的立法后评估启动保障机制,可以有效避免立法后怠于评估和随意启动立法后评估的发生,从而充分发挥立法后评估机制在有效运用立法资源,提高立法质量方面的功效。     

立法后评估主体制度刍议——以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为范本

立法后评估是了解立法效果,提高立法水平的重要手段,评估主体制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制度设计原则、主体分类的研究,以及国内外实践的比较,我国应当将立法机关确立为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的评估单位,并科学设定后评估的参与者,以确保立法后评估达成预期效果。     

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的构建

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是一项亟待正式确立与完善的制度,现存问题很多,尚未形成稳定的评估体系、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评估主体过窄、评估开展时间不科学、评估结果效力不明确等。基于上述问题的简明分析,提出应该构建系统化的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配套制度,规范评估内容、评估程序、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标准,扩大评估主体范围,确定评估时间以及保障评估结果的运用。     

环境立法后评估的必要性浅析

生态危机的产生并逐步恶化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遏制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通过环境立法的方式,对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这对环境立法的质量、效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环境立法后评估的制度化、常态化,对于提高环境立法质量、增强环境立法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环境立法后评估的紧迫性,以及环境立法后评估的价值与意义两个角度出发,对环境立法后评估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行政立法后评估的标准

行政立法后评估是一新生事物,相关的制度目前尚处于"空白",评估机关在进行立法后评估时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而导致在行政立法后评估的实践中各评估主体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估标准.应行政立法后评估实践之需要,统一行政立法后评估的评估标准是当务之急.总结我国行政立法评估机关在评估中的实践经验并结合国外立法评估的有关制席,行政立法后评估的标准主要应当有:合法性、合理性、实用性、效益性及技术性等五个标准.     

论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是使用者的一项民事权利,应当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制度采取的是“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科技发展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未来的著作权立法应当改合理使用制度的“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为“抽象规定性”立法模式,规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和一般构成要件,并规定著作权人阻碍合理使用权实现的法律责任,以保障使用人合理使用权的实现。     

著作权中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讨

合理使用是使用者的一项民事权利,应当有一定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采取的是“具体规定性”的立法模式,难以适应新科技发展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未来著作权立法应当改“具体规定性”的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为“抽象规定性”的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规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和合理使用的一般构成要件,为保障使用人的合理使用权的实现,并应当规定版权人阻碍合理使用权实现的法律责任。     

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猜想与证明——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探讨

合理使用是使用者的一项民事权利,应当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采取的是“具体规定性”的立法模式,难以适应新科技发展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未来著作权立法应当改“具体规定性”的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为“抽象规定性”的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规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和合理使用的一般构成要件;为保障使用人的合理使用权的实现,应当规定版权人阻碍合理使用权实现的法律责任。     

周期性立法评估制度的构建及其必要性探析

立法后评估是立法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实践中,立法后评估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利于立法事业的进步,亟需制度上加以规范。构建周期性法律后评估制度,具有维护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充分保障公民的预期利益、提高立法质量等巨大的优越性。与之相对应,法律的修改、补充、废止的条件法定化、对立法者的责任追究机制将在周期性立法后评估制度建立后逐步引入。这将对促进我国法制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立法评估:评估什么和如何评估(上)——以中国立法评估为例

立法前评估,主要评估立法的必要性、合法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评估立法要设计的重要制度和规则的约束条件,评估立法预期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达到立法配置资源的公平与效率。立法后评估,重在评估立法实践,评估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实际影响,评估社会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具体问题。立法评估运用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的方法,衡量法律法规的公正和效率。减少法律法规的试错成本,解决制约设计的制度和规则的约束条件,应当重视立法前评估。     

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以未定期限债权为客体的分析路径

现行民法以“权利被侵害时”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 ,在适用于未定期限债权时 ,其效果与诉讼时效制度限制权利的功能不甚契合 ,在法技术上亦欠完善和周延。比较而言 ,以“请求权可以行使时”代替“权利被侵害时”可以较好地解决现行法的问题 ,是更好的立法选择 ,但必须同时对未定期限之债的清偿期规则进行修改 ,将债权可以行使的基础定位于客观标准而非债权人意志之上 ,才能从根本上贯彻“行使论” ,避免重蹈现行法的覆辙。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就未来民法典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 ,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规则应规定为 :“诉讼时效期间从请求权可以行使时起开始计算” ;第二 ,未定期限之债的清偿期规则应规定为 :“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权人可以随时请求债务人履行 ,债务人也可以随时履行。但是 ,根据债的性质或诚实信用原则不宜立即要求债务人履行的 ,债权人应于必要期间经过后请求”。     

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构建犯罪论体系

对犯罪实体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客观"与"主观"两个概念上;犯罪论体系应当以价值或目的作为出发点,从而体现评价;以违法与责任为支柱构建犯罪论体系,具有充分根据与内在合理性。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鉴定问题

虽然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实现了司法化，但行为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相关程序依然存在不少缺陷．无论是作为强制医疗程序前奏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启动、鉴定机构的选择，还是庭审过程中鉴定意见的认定、解除强制医疗时的人身危险性坚定，都存在当事人权利保障不力、程序公正性不足的问题。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些已经问题逐渐显现，应当引起关注，     

着手理论的消解与可罚行为起点的重构

把一个固定的着手“点”预定为可罚行为起点,违反了刑法作为经验科学的规律,这是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主义思维,在今天应当被清算;而中国的着手理论更非可罚行为起点;因此,再建可罚行为起点理论是刑法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罚行为起点应当从罪过的明确性、主体推动犯罪进行的不停顿性、行为的危险性和形式上的非法性等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具体判断。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认识。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党执政的条件、背景、内涵、方式、机制都将会出现调整和变化。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索新时期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以创新执政理论和执政方式。执政的一般规律主要是，权力监督及制约规律；人民至上及授权的规律。执政的特殊规律主要是，一党执政的规律；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规律。对于执政规律的研究不能忽略不同性质的执政党之间也必须遵循执政的一般规律的要求。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的执政规律，既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更要将其置于世界大背景之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执政治国的先进经验和有益成果，这样才能高起点地提高执政水平。     

The Quality of Forensic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s,Reports, and Testimony: Acknowledging the Gap Between Promise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e field of forensic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entered a period of standard setting, reflected in the publication of specialty guidelines for practice and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raining programs, and credentialing and certification procedures for forensic examiners. Representing significant efforts to advance the quality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s in legal contexts, these developments foreshadow the promise of forensic assessment. During this same time period, new evidence emerged regarding the quality of forensic practic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is evidence and evaluates current practice against the promise of forensic assessment. Forensic reports appear to be of higher quality than those described by commentators in the 1970s and early 1980s; nevertheless, the level of practice falls far short of professional aspirations for the field. The review identifies significant areas of weakness that demand the attention of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ccrediting agencies, educators, lawmakers, practitioners, and consumers.The truth is what is, not what should be.--Lenny Bruce     

或有期间三论

或有期间研究的一个必然逻辑起点就是论证或有期间真伪问题。从制度的本源上展开分析,或有期间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乃为独立存在的期间制度。然存在或有期间却并非当然具有存在之必要,还需要论证或有期间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或有期间应当是具有独特存在价值之制度,即能够通过限制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获得或行使特定的权利,结束权利所处的不确定状态,从而妥当地均衡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或有期间制度的构建则应当遵循或有期间内在价值的指导,着眼于"严格性"的基本定位,同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兼顾公平,以安排或有期间基本制度的具体内容。或有期间制度的基本规定应当与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并列规定于我国未来民法典期间制度一章节之中。     

悖信援引时效抗辩权的法律规制

义务人实施一定言行导致权利人合理信赖诉讼时效不会成为其行使权利的障碍,其后义务人援引时效抗辩权的,构成悖信援引行为。我国现行法框架下对于悖信援引行为的法律规制,难以通过起算、中断等规则予以解决,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限制此类援引行为。司法实务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处理时效援引争议的典型案例包括:义务人恶意躲避权利人、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使权利人产生合理信赖、时效期间届满后双方进行某种形式的磋商等。对于司法实务中某些误用此二原则的裁判意见,应当尽量予以纠正和避免。     

论新闻监督司法的制度设置

为了将新闻监督司法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应该从制度上对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加以完善:首先,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畅通新闻监督司法的渠道;其次,为新闻监督司法设置合理的界限,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在报道案情、发表评论时应该遵循的相关规则;最后,如果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确实可能妨碍案件的公正审理的,法院可以作出延期审理、异地审判、发布禁止报道的命令以及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等措施予以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