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异化与规制

传统公共领域理论不适合描述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的运作超出政治范畴,冲击着社会各领域的既有规则和秩序,承担着促进诸社会子系统自我反思的功能,全面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网络公共领域的异化并非源于外部权力干预,而是源于网络企业主导的架构设计,后者塑造了网络公众的行为模式。当前的网络规制聚焦行为而非架构,无视线上/线下空间的分化,面临合理性和合法性双重困境。应当探索公私合作的新型规制模式,避免侵犯公众在Web 2.0环境下得以实际行使的基本权利。     

网络传播中的公共治理

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变革了传播模式,形成了创新性的网络传播。同传统模式的运行要素相比,网络传播吸纳了大量的传播参与者以及信息和资源,整合了更多复杂的传播目标,模糊了传播路径。网络传播引发了对信息权、参与权和发展权的关注,对公共治理提出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参与要求。对此,需要赋予网络传播参与者相应的公共治理主体地位,在各主体间构建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加速实现多主体参与公共治理的本土化,强化各主体对公共治理过程的监督。     

热点事件网络谣言的内生逻辑与规制

热点事件极易滋生网络谣言。谣言的认定应注重两个区别，一是“科学质疑”与“非法造谣”,二是“善意传播”与“恶意传谣”。热点事件网络谣言的内生逻辑是吸粉引流的“流量驱动”,其行为的结构链条为：社会公共话题领域内的基础性热点事件+不良心理动机的虚假信息发布者+主动配合或被动接受的当事人+虚假信息制造与传播+有意或无意的网络受众+真相揭秘舆情反转。热点事件网络谣言的应对规制主要包括，对“人”采取网络禁言与失信惩戒措施，对“事”进行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细化规定，有权机关与部门应坚守法治底线，构建法治化通报制度，完善奖惩激励机制。     

网络人际传播的修辞学分析

网络人际传播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联结的人际交流,这一新兴的人际传播方式为传播学与修辞学提供了边缘研究的契合点。网络聊天语言作为网络人际传播的典型文本,是相对日常生活的"零度"人际传播的偏离。网络人际传播具有特殊的三重语境,它的传播语言是体现形式义和引申义的言语链,传受双方在构建和解构语言的过程中体验语词与叙说的快感,隐匿现实身份的同时又极度张扬自我的真实心态。网络人际传播"追随偏离"的读解方式,使它处于"零度与偏离"的循环的动态逆转过程中。     

网络政治博客与现代公共治理

网络政治博客对现代公共治理的介入,激发了现代公共治理中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博客对政治事件的追踪,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公共治理中治理者与公众互动的重要手段,某种意义上提高了现代公共治理中治理者的治理素质。通过建立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话语机制,培育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快速反应机制,甄别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信息的真伪性,都将有助于网络时代现代公共治理的普遍形成。     

论网络舆论背景下政府公共权力结构的变迁

作为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舆论在继承舆论对政治作用一般机理的基础上,通过聚焦并揭露经济变迁中因权力纠葛而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通过政治民主化背景下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再造和条件创造,通过反映社会权力的扩张趋势并为其发挥作用提供现实支撑而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产生了多维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政府公共权力结构必然有所回应,从而发生权力分配从集中化到均等化的变迁,具体形态从科层制到扁平化的变迁,作用范围从"全能型"到合作共治的变迁。为了规范和引领上述复杂而影响深远的变迁过程,必须以职能转变为基础要件明确变迁方向,以电子治理为技术支持加快变迁速度,以法治化为约束手段规范变迁过程。     

浅析网络民主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及其引导对策

"网络民主"是由美国学者斯劳卡最早提出的。网络民主具有形式上的虚拟性、平等性,传播过程中的直接性、开放性、便捷性。网络民主在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推动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扩宽民主监督渠道,构建新型民主文化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网络民主也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它既有可能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又有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或更加隐蔽的集权控制,而且网络发展还为政治发展的非常规操作提供了便利,等等。因此,加强对网民的教育,完善网络民主机制,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是引导网络民主可持续发展发展的必然选择。     

网络公共领域发展与新型政社关系建构

现代思想家在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社会本体论与国家本体论两种不同立场,但实际上,无论是强调市民社会,还是强调作为最高公共机构的国家,其背后所关注的问题都指向"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指公共讨论涉及国家活动并能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其核心是通过媒介形成的、能够主导社会舆论的意见场域。互联网的兴起引发传统政社关系的巨大变迁,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所产生的新型网络公共领域。要建构适应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新型政社关系,需要对网络政治公共领域进行治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找到不同网络社群对话的"合意空间",并成为网络舆论规则的制定者、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和公共规则的维护者,从而形成具有正能量的网络舆情,以此来掌握"文化领导权"。     

民主政治视野下的网络实名制——基于当前网络后台实名注册管理制度的再思考

网络实名制关涉民主政治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匿名性为民主政治的基础性条件,其与虚拟性网络相契合,有力推进了民主政治进程.网络实名制将削弱民主政治的基础性条件,对公民表达权产生不当限制,更有消弭网络的政治安全、促进人全面发展和“权力分散化”等优势,韩国经验也说明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实名制的条件.在目前后台实名注册的管理制度上,构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保障机制是实现网络安全与推进民主政治的有效之道.     

网络受众的心理特征与失范行为

匿名心理与角色扮演心理的存在使网络受众的身份认同发生危机,导致道德的自律与他律失去了作用,进而出现种种失范行为,最终对网络传播及信息社会的建设造成严重危害,这一现状迫切要求对网络受众的伦理道德进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     

语言权利产生的背景及其法定化

语言具有原生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其维系着公共生活的有序运作,同时又对于个体具有身份构建和文化认同的意义。近代以来,政治权力介入语言领域,语言权利是民族国家共同语的政治构建与反构建过程的副产品。国家对官方语言的选择和对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安排是语言权利研究的重点。由此,在不同的时期也引发了关于个体语言权利与集体语言权利、自由主义与认同政治、语言公正与语言生态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争议。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交互同构关系剖析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介于政治公共领域和私域之间的社会中间领域,具有非政治性、公共性、契约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它本质上蕴涵了人们为之努力了数百年的宪政理想,是消解现阶段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实现善治的最佳选择。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之间是一种交互同构的关系,二者互为条件、交相促进。正是在二者交互同构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不断地发生着变迁。但目前我国有关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立法明显滞后,现有的法律体系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现实需求严重不协调。因此亟需制定与宪政总要求相一致的、完备的、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出发点,以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实行制约为中心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法律体系,从而使非政治公共领域成为建构未来中国社会良性结构的逻辑起点。     

网络监督制度创新模式探析

建立健全网络监督制度,规范网络监督,保证网络监督的有效开展,已成为当前推进网络监督,保证权力规范运行的有效途径和手段。随着互联网向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与网络密不可分。特别是随着微博、手机等新媒体的迅速崛起,网络民意以其对权力的巨大监督功能,而备受群众关注。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网络监督已成为推动权力规范运行的重要力量之一。党员领导干部是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的群体,因其在社会中具有一定主导作用而受到群众的广泛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员领导干部也成了公众人物,这就注定了其道德品质、管理能力、工作作风容易成为群众特别是网民关注的焦点。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

网络公共空间能够形成、传递和表达公众的意志和利益,是政治过程的初步形态,反映了社会的自由化。法治应用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求建立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同时保障民主价值和公民的自由权。它形成建设法治社会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治理目标,也体现了网络治理的双重结构。软法之治和硬法之治是不同的工具,它们既明确了责任主体,也充分利用了服务商和公众的参与。作为两种效力实现模式,过程控制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司法控制则是法治终端,其成效不彰影响治理效果。国家针对公民信息自由的积极义务主要是信息公开和打击谣言,针对言论自由主要承担消极义务。当以国家义务之履行检视治理行为的合宪性。     

公共权力异化与腐败治理

腐败,其原初的含义是有机物的腐烂、变质。在社会生活中,腐败一般指的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国家机构的公职人员,利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力,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私人利益,进而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就是权力腐败。在经济领域,常常表现为公共权力与私人经济行为相结合,排斥压制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获得超额的市场利润。因此,腐败总是与权力、利益相联系的。权力腐败的过程,也就是公共权力异化的过程。     

第三代政治传播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以新媒介的崛起为标志,第三代政治传播成为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它颠覆了传统的权力关系,使政治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认识和把握第三代政治传播及其基本特征,分析第三代政治传播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利于更好地运作政治权力,促进政治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第三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政治传播媒介立体化发展、政治传播深刻影响政治关系、政治传播职业化发展、政治活动营销化、政治传播互动性增强等。第三代政治传播深刻影响着政治的诸多方面,包括对政治体系的影响,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政治生活的娱乐化,使西方民主政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循环过程等。     

论现代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

作为一种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宪政与公共管理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是对公共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基础性的理性回应,是现实公共管理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根本准则。一个成熟运转的现代公共管理必然是以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体现公民权力意志在现实领域的落实,以保证公共管理机器不至于偏离社会福祉太远。     

行政软权力的特征和价值与功能

在构建多元民主与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行政软权力作为行政权的一种权力形态,因其注重团体能力、非强制性和运用方式多样性之特征,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在当前中国的公共治理领域中,行政软权力具有实现行政的积极塑造功能、降低公共治理成本、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塑造政府权威等诸多方面的独立价值与功能。     

公共人物理论视角下网络谣言的规制

对于公共人物制造或传播网络谣言的现象,需要结合自媒体时代背景,在完善公共人物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规制。传统的公共人物理论有效地平衡了公众、媒体和公共人物之间的权利,但自媒体的发展使得这一平衡被打破,应对公共人物理论进行拓展与深化:公共人物的主体范围应当扩展至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定性侵权行为时,应区分实质恶意与一般恶意。对公共人物网络谣言进行有效规制,要理性认识这些谣言的积极与消极作用。直接的规制方式包括可追索的匿名制度、通过制度设计达到适度的"警示效应",间接的规制方式包括构建理性的网络文化以及培育公平竞争的"思想市场"等。     

微博时代网络谣言协同治理模式创新

目前,由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谣言传播现象愈演愈烈,网络谣言的捏造与传播不仅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也诋毁了政府部门的公众形象,削弱了政府公信力。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一般采取技术手段、法律法规与政策构建三种方式。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网络谣言治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治理背景,政府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模式必须有所创新;其次,微博这一网络媒体平台的迅速扩张给政府治理网络谣言提出了全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