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博客与现代公共治理

网络政治博客对现代公共治理的介入,激发了现代公共治理中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博客对政治事件的追踪,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公共治理中治理者与公众互动的重要手段,某种意义上提高了现代公共治理中治理者的治理素质。通过建立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话语机制,培育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快速反应机制,甄别公共治理过程中博客政治参与信息的真伪性,都将有助于网络时代现代公共治理的普遍形成。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

网络公共空间能够形成、传递和表达公众的意志和利益,是政治过程的初步形态,反映了社会的自由化。法治应用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求建立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同时保障民主价值和公民的自由权。它形成建设法治社会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治理目标,也体现了网络治理的双重结构。软法之治和硬法之治是不同的工具,它们既明确了责任主体,也充分利用了服务商和公众的参与。作为两种效力实现模式,过程控制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司法控制则是法治终端,其成效不彰影响治理效果。国家针对公民信息自由的积极义务主要是信息公开和打击谣言,针对言论自由主要承担消极义务。当以国家义务之履行检视治理行为的合宪性。     

对我国合作网络预警系统的思考

合作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一种研究途径,强调公共管理的多主体参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因素使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工作有必要引入合作治理理念,构建全新的“合作网络预警”系统。     

微博时代网络谣言协同治理模式创新

目前,由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谣言传播现象愈演愈烈,网络谣言的捏造与传播不仅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也诋毁了政府部门的公众形象,削弱了政府公信力。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一般采取技术手段、法律法规与政策构建三种方式。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网络谣言治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治理背景,政府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模式必须有所创新;其次,微博这一网络媒体平台的迅速扩张给政府治理网络谣言提出了全新命题。     

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

治理理论给行政法治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治理机制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多元行政法由此勃兴。与传统行政法关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将视野扩展到了跨国治理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未伴随着国家角色的回退而限缩,而是在拘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外,扩展到了更多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主体。治理工具也从过去政府"控制—命令"的传统方式,转向了软硬结合的多元化态势。     

信息、传播与影响:网络治理中的政府新媒体——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分析的探索

作为政府在网络空间的代表,政府新媒体在网络治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以政府新媒体为代表的线上政府兼具政府主体和新媒体之传播媒介的特征,在推动政府开放、提升政府回应性和引导网络舆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政府新媒体建设,论文结合大数据分析和小数据分析探讨网络治理中政府新媒体的角色,考察了其传播内容、传播功能和影响效应。政府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非常多元,价值观宣传最多且逐渐上升。便民服务是其核心传播功能,另有生活信息、政务公开和政绩宣示等功能。政府新媒体正日益发挥着广泛影响,受到16%的网民关注,并对网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激发着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及参与行为。然而,影响效应的发挥同时受到经济社会环境、传播行为和网民特征的影响,因此,政府新媒体的未来发展应着力于扩大受众覆盖面、优化传播内容、提升信息质量等。     

中国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与运作

中国语境中的网络舆情治理是一套搜集网络民意和干预网络舆论的机制,其核心是在自由表达与风险控制之间保持平衡。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网络舆情治理经历了从以运动式治理为主的模式向协同和综合治理新体系的转变。综合治理体系的运作可以借鉴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由政府单方面的管理模式转向利益相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从而构建政府主导,网络运营商协作,内容服务提供商承担主体责任,网络用户参与的运作模式。但这一模式的有效运作有待于各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与良性互动,因而尚需要更多机制性的安排。     

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

全球范围内的网络信息政府治理模式可大致归纳为网络自由主义、网络现实主义、网络管制主义和网络威权主义四种类型。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宜采取介于宽、严截然不同两级间的"中间型"模式,一方面承认政府治理网络信息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政府之干预应恪守严格边界。为此,应从四个方面转变治理理念、创新网络信息政府治理的既有模式:从政府主导到网络企业与行业组织主导;从技术控制到德性善治;从直接强制、堵塞控制到间接威慑、合作疏导;从零散分治到综合协同。还需辅之构建与完善网络信息内容分级制度、实名制制度、行政正当程序制度与主体制度等"一揽子"具体支撑制度。     

浅析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作用

治理理论强调主体的多元化,主张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寄希望于形成一个互信互利的社会氛围。本文分析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义,指出居民参与对国家民主化进程,社区治理工作乃至居民自身能力的都具有促进作用。     

涉及监所检察网络舆论应对机制研究

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速度速度快,参与信息传播的主体多,在网络舆论的应对机制建设方面应注重对网络信息传播特点的考虑.网络舆论时代的监所检察面临很多挑战,一方面网络舆论传播中存在信息失真,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基于人权保障理念对监所检察提出了很多高标准和高要求,从而使传统的网络舆论应对机制失效.在网络舆论背景下,监所检察应加强工作常态机制建设,强调防患于未然,而不应在网络舆论兴起后再被迫介入；监所检察还应通过加强信息公开,增进信息透明度,甚至邀请网民以及其他第三方机构与人士在执法调查中的参与,增强调查结论的公信力.     

网络问政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近几年来,网络问政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读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它使得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交流更加透明顺畅,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网络问政作为信息社会的一种新生事物,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网络问政在我国政府管理工作中已经开始运用,但是其发展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网络法律缺失,问政缺乏保障;网络监督缺位,问政信息不安全;网络社会虚拟,问政者身份识别缺失;网络舆情泛滥,问政信息真假难辨等。为此,必须找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而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     

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特征及其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政府面临的新型危机形态。它具有参与主体的虚拟性、爆发时间的瞬时性、聚合能量的倍增性和诉求内容的隐秘性四个主要特征。因此,建立舆情预警系统,主动设置公众议程,争夺网络话语权,把握舆论制高点以及搭建网络对话平台,畅通民意互动渠道,是政府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策略。     

网络传媒下公共治理的危机及其对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公共治理日益显现在大众的视域内。网络传媒的任意性、霸权性和非理性会导致公共治理失序、失范和失真,对我国政府形象和执政理念形成强烈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我们要不断加强网络传媒与公共治理者的互动和交流,建立政府公共服务网,规范和引导网络话语,以期更好地化解网络传媒力量日益强大背景下我国公共治理的危机。     

网络化治理研究述评——基于CSSCI(2001-2020)期刊数据的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1-2020年间网络化治理研究领域的CSSCI期刊文献进行综合阐释,呈现了网络化治理研究的演进特征、核心议题与发展趋势.据此可将网络化治理研究分为理论编译引介期(2001-2008)与运用稳步拓展期(2009-2020),相应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于理论发展脉络和领域范围拓展...     

网络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之构建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飞速发展,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纠纷日益频发,且引发诸多复杂问题。传统"司法+行政"的单向管制模式已无法适应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应运用协同治理理论,总结实践经验,构建全社会协同共治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适应新形势需要。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模式构建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的"裸奔"不仅侵犯个人私权,也对社会安全治理构成了威胁。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实体法律规范的碎片化以及保护模式的体系性欠缺致使其保护机制存在掣肘。针对个人信息网络侵权频发的现状,应基于诉讼主体与权利主体互相分离的逻辑起点,围绕起诉主体范围、证明责任分配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多维面向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模式,以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的困境与启示

合作网络治理理论是伴随全球化与信息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它面临着多重困境。从总体上看,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留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即新时期的治理应坚持:回应社会需求,建构新时期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格局;在全球化时代倚重本土化,建构公民自主参与的制度平台;明确合作网络组织的能力限度,全面提高其治理能力;坚持权变开发原则,提高合作网络治理的适应性;加强职业伦理建设,重塑合作网络的合法性基础。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关于“网络问政”规范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由于沟通的零距离、零时差、快捷、互动、自由开放等特性,"网络问政"已成为党和政府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成为普通民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窗口。但"网络问政"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出了一系列问题,对此,需要政府和网民多方努力,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使文明、理性成为网络民意的主流,从而探索公民"网络问政"的和谐有序发展之路,实现从治理到善治的升华。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之转型

以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涉主体为基点，通过考察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专家和普通公众四类主体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所承载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可以抽象出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两种模式。我国传统的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属于自上而下模式，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与实施强化了该模式。面对当前我国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在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信息沟通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全面挑战。相互合作的规制模式有当代政治法律理论和国外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经验的支持，有助于在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所需要的理性与感情、科学与民主之间寻求尽可能的平衡，符合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现实需要。在规范层面上，该模式的制度框架由核心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技术制度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