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形成及其国际承认——以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科索沃和北塞浦路斯为例

欧亚地区存在这样一种实体,它们拥有国家的基本特征,但是没有得到国际承认而无法成为国际法上的国家,作者将其定义为"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在法律上都归属于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因外部力量的支持得以存在,而原属国失去了对它们的实际管辖权。本文以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科索沃与北塞浦路斯为例,分析了"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和得到承认的程度差异,指出它们是民族矛盾以及外部势力介入的共同产物,其出现不仅为国际局势增添了不稳定因素,导致自身国际境遇的孤立化和边缘化,更是欧洲一体化的逆过程。由于承认的缺失,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下去,但从其内部现状及国际影响来看,这不是一个应该鼓励的现象。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论非国家主体的国际法律地位

传统国际法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际组织迅速增加 ,作用不断扩大 ,国际法主体增多 ,一些非国家主体也具有了国际法主体资格 ,促使国际法单一主体的旧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国家行为体相比 ,非国家主体的国际法律地位有所不同。文章结合国际关系实际案例 ,通过比较分析 ,说明非国家主体国际法律地位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享有权利的派生性和有限性 ,行使权利的间接性 ,执行决议缺乏强制性。     

试析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

自核大国苏联解体以来,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问题开始凸显。从事核扩散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核科学家和核走私分子等个人、跨国公司及公司链、恐怖主义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使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关系失序化与中国的战略思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日趋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日益下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不作为与胡作为;基于权力的扩散,非国家行为体不断介入国际政治;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规则的缺失;世界主流经济理论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国际关系的失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对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现实将构成潜在的威胁,但对中国有效塑造国际经贸秩序却是一种机遇.     

非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安全体系转型

国际安全体系转型是指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特征、行为体间关系及其互动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并由冷战时代的两极体系过渡到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体系的过程。在体系转型期,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并推动国际安全体系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发生转型。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安全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并为安全研究提供了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新的新契机。     

促进中智建交的非国家行为体:何塞·万徒勒里和巴勃罗·聂鲁达

本文主要分析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时期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有别于传统国家行为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以艺术家的身份,与中国共筑合作的纽带,建立了坚实的友谊基础,并且形成了以政治使命感为特点的风格:对帝国主义进行批判,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个人权利而斗争。凭借这种政治使命感,他们融入国际社会当中,并促进了1970年中智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此后,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直至今日。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何塞·万徒勒里与巴勃罗·聂鲁达。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使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影响力,还因为他们是智利人民的杰出代表。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为了确定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必须研究他们二人是如何拓展权力空间,让世界了解智利的;同时,还需要深入研究他们二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     

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墨美关系的复合相互依赖分析(一)

20世纪 70年代是国际社会发生转折的历史时期 ,世界政治发展呈现出以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新趋势。在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中 ,南北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相互依赖。 80年代以来墨美关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分析南北间相互依存的典范。 1 994年墨、美、加 3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它为墨西哥提供了墨美合作的机制保障 ,双边关系的相互依存进入了新阶段。作者从跨国管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国内政治力量的跨国联系、议题的多样性、利用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国内利益的分化提出的新的政治要求这些方面考察了墨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性     

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奥运会为聚焦点的国际互动显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兴大国的中国同西方传统大国在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诸如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国国际战略和内外统筹的有机协调等新任务.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新冠疫情考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在全世界的流行,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健康,引发了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既是契机,也是考验。但不同层次上的国际合作状况有所不同,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也有差异。从"促进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层面看,以联合国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间接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作用有限。在"卫生问题全球治理"层面,世界卫生组织利用专业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支持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层面,比较突出的是东亚国家中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在既有合作框架下进行了有意义的合作。非国家行为体积极投入国际抗疫合作,展现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潜力。中国政府和社会都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但因国际关系总体环境恶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金砖组织并没有在已有的合作框架下启动应对疫情冲击的合作与对话。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个别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而受到指责,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个重大打击,也为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蒙上阴影。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国际关系中的非政府组织浅析

国际关系中的非政府组织浅析范士明国家间的关系似乎已经难以概括国际关系的现实。因为，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国际关系正在变得非国家化——超国家的和次国家的行为体日益卷入到跨国活动中，去影响乃至参与解决那些仅靠国家行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次国家...     

自下而上的规范制定与网络安全国际规范的生成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给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而网络安全国际规范还处在生成的过程中。各国政府致力于达成一定的规范共识,但常常受到国家间政治博弈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规范制定中,并提出了不少有别于现有规范成果的规范倡议。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期望严格约束国家的网络空间行为,并在网络安全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们提出的规范倡议从多个方面弥补了现有规范的不足。在现实中,主导规范制定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既相互利用,又持续博弈,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规范制定进程中的权力与影响力受限。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及少部分国家有限度地向非国家行为体开放,使经过挑选的部分规范倡议进入政府间规范讨论议程,但国家间的分歧与博弈又阻止了这些规范倡议成为受到认可的国际规范。尽管如此,国家间博弈方式的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为政治博弈服务,以及公私关系更为平衡的新型网络安全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争取更大的规范制定权力提供了机会。     

国际核恐怖主义组织的核战略及其防范的全球策略

当前，恐怖主义组织和分子有更多的途径获取核材料、核技术与核武器，从而实现核武器与极端恐怖势力的结合，演化成为核恐怖主义组织。组织严密的理性核恐怖主义组织不必把直接使用核武器当作他们的最优先偏好，而可能像国家一样把核武器当作战略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意图。面对着潜在严峻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恐怖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尽快构建一个普遍、高效、权威的全球防范体系。     

转型中的战略力量：伊斯兰世界（续三）

(四)恐怖主义。按照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定义,为实现政治目的、针对平民或民用目标、故意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就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行为主体通常指非国家集团或秘密组织;如果遭受恐怖袭击的一方是行为体之外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则可称之为国际恐怖主义;如果行为主体为主权     

互联网对国际政治影响机理探究

互联网开拓了国际政治新空间。互联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其内在运行逻辑的外在表现。互联网以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或是引导或是否定行为体的行为,迫使行为体服从其内在的法则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作者首先以层次分析法梳理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即个人、国家与国际体系。其次,阐释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之运转核心,即国家利益、权力与安全,说明没有绝对的互联网自由,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上。最后,揭示互联网助推国际结构变迁之作用,即催化、同步和建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可促使某些社会因素推动国际政治中的变革;作为先进技术,可促使国际政治自身的进展与时代发展不断相互确认;伴随微博和社交网站出现的人人互动的交际方式,使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进化的条件在互联网世界中有所形成。     

南亚安全格局重塑与“一带一路”的推进

南亚安全格局的现状是以印度为中心的非对称性安全格局;同时南亚地区的国际组织发展滞后,非国家行为体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显著的影响。"1947年结构"和"1962年结构"是影响南亚安全格局的结构性因素。随着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加入和决定安全结构的行为体间博弈规则的变化,特别是印度邻国政策的调整,南亚安全格局正经历着缓慢的变化。在南亚安全格局中,中国是南亚地区重要的外部平衡者。上述南亚地区安全格局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应防止印度门罗主义的升级,提升南亚国家安全合作水平并寻求与印度在南亚地区发展援助方面的合作。     

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

全球化不仅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依存”,而且产生了种种高度复杂的全球问题,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在加强。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自从1945年以来的“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则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依据。全球治理是当今世界最强烈的政治呼吁之一。全球治理概念及理论的逐步提出和深化是对传统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挑战。主要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     

试析布什政府的国际秩序观

赖斯说多极化是敌对性理论,会带来利益和价值观的竞争,使世界产生分裂。赖斯甚至认为多极格局是导致大国冲突以至战争的根源。美国要奉行具有进攻性的单极战略,防止其他力量挑战美国的霸权,可见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外战略影响之深。新形势下,美国正在通过“非世界大战”的方式来推进国际秩序的变革。然而,全球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世界,也在改变着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及其行为模式。在可见的将来,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并不是上升的力量,而是那些行踪不定的非国家行为体,或者是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滞后的国家里滋生出的恐怖势力。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