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从俄乌冲突看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与影响北大核心

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罕有的欧洲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激烈对抗,也引发国际资本巨头、小微科技企业、新兴国际化平台、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介入,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呈现出新的态势。非国家行为体受益于全球化发展与数字化时代的加速演进,通过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影响舆论思潮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愈发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对于中国拓展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均有诸多启示意义。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兴起、特征与挑战

冷战结束至今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有关冷战的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本文结合新近出版的《牛津冷战手册》一书梳理冷战国际史研究路径的拓展,着重讨论正在兴起的"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议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国内学界对国际冷战史研究前沿的了解。文章梳理了这一新范式兴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展示了其强调全球性互动、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全球史视角拓展了冷战史研究的问题领域与史料来源,通过更新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描摹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冷战历史图景。虽然其学术价值还有待后续研究检验,但确实代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方向。文章最后就冷战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以及青年学者在中国冷战史研究发展中的角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

文化已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维度。在建构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中 ,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等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文化结构的研究包括规范、制度、认同等一系列范畴。本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主流学派的国际政治理论为基础 ,试图阐发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的互动 ,以及与国际安全之间的构成性关系。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以南海外交为例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行为模式并非完全承袭基于国际系统结构基本分析框架的霸权护持模式。美国亚太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是基于国际系统进程基本分析框架的导出概念。厘清对安全护持的认识需要解构这一概念,找出蕴涵于其中的基本战略行为,而基本战略行为的判定须通过"基于维度"的考察。施韦勒和米尔斯海默意义上的制衡可以作为这种基本战略行为的分析基底,但制衡的概念必须重塑才能符合基本战略行为的要求,重塑制衡的方式主要是打破其指涉对象的单一维度而进行多维重构。随着冷战后亚太安全环境的变迁,美国的安全护持战略行为模式也存在转型的必要,而制衡行为的转型又是安全护持模式转型的核心。冷战后美国对南海相关声索国的外交行动验证了安全护持模式及其转型的有效性。     

促进中智建交的非国家行为体:何塞·万徒勒里和巴勃罗·聂鲁达

本文主要分析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时期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智利的非国家行为体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有别于传统国家行为体。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以艺术家的身份,与中国共筑合作的纽带,建立了坚实的友谊基础,并且形成了以政治使命感为特点的风格:对帝国主义进行批判,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个人权利而斗争。凭借这种政治使命感,他们融入国际社会当中,并促进了1970年中智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此后,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直至今日。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何塞·万徒勒里与巴勃罗·聂鲁达。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使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影响力,还因为他们是智利人民的杰出代表。这项研究的难点在于:为了确定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必须研究他们二人是如何拓展权力空间,让世界了解智利的;同时,还需要深入研究他们二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危机与转型态势探析

全球化、美国单极格局和制度化合作是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特征.通过观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体系内行为体的互动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秩序的转型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地区合作受阻,进一步加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的反向联动.同时,疫情凸显美国体系领导力缺失,大国制度博弈愈演愈烈,既有体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提升,冲击现行国际秩序.整体而言,国际秩序未发生本质改变,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进一步持续、制度安排中功能性合作与新制度建立加速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将在重组整合中波动前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和"一带一路"倡议应对国际体系无序状态的同时,以国内发展作为应对秩序转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第三部门与国际政治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政治行为体日益多样化 ,其中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第三部门行为体 )已经日益演变成为一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行为体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其独特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对第三部门行为体的研究 ,不仅是准确反映国际政治发展的一种客观需要 ,而且有利于推动国际政治研究范式的革新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非对称冲突”研究

"非对称冲突"是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后,西方理论界为迎合国际关系现实需要,加大对该理论研究力度。总体看,该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基本范式: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非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及以国内社会政治结构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三种理论范式各有特点和不足。该理论谱系仍处于嬗变中,总的趋势是谨慎使用武力、关注弱势者利益、希望在冲突的当事方之间找到"利益平衡"。     

论朝鲜半岛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冷战时期 ,朝鲜半岛形成了美苏之间军事和意识形态上两极体制上的对立。但随着冷战的结束 ,韩俄、韩中、美俄、美中等国家间实现了政治上的和解。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多样的国际行为体 ,形成了多元化的结构 ,致使这一地区内国家间各种合作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加强。在变化了的安全状况下 ,会产生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要求。面向 2 1世纪 ,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地区稳定以及东北亚和平与繁荣有着重大的影响 ,也是非常必要的。     

东亚安全困境及其出路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主要界定的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行为体间因互信的缺乏和彼此猜疑,出于安全目的而采取的国家行为,最终却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普遍缺失的危险境况。后冷战时期,东亚普遍存在着安全困境。东亚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只有构建综合安全,建立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东亚安全困境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试述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改革是当前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国际安全体系的深刻变化是联合国改革的原动力,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对国际安全体系和平转型的贡献,将取决于其改革和制度创新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和管理国际安全威胁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现实,以及如何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强化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     

互联网对国际政治影响机理探究

互联网开拓了国际政治新空间。互联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其内在运行逻辑的外在表现。互联网以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定性或是引导或是否定行为体的行为,迫使行为体服从其内在的法则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作者首先以层次分析法梳理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之路径,即个人、国家与国际体系。其次,阐释互联网作用于国际政治之运转核心,即国家利益、权力与安全,说明没有绝对的互联网自由,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上。最后,揭示互联网助推国际结构变迁之作用,即催化、同步和建构作用。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可促使某些社会因素推动国际政治中的变革;作为先进技术,可促使国际政治自身的进展与时代发展不断相互确认;伴随微博和社交网站出现的人人互动的交际方式,使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进化的条件在互联网世界中有所形成。     

试析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

自核大国苏联解体以来,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问题开始凸显。从事核扩散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核科学家和核走私分子等个人、跨国公司及公司链、恐怖主义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使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新的挑战。     

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安全路径分析

作为经典国际安全理论的安全困境理论无法充分说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区域国家安全状态。无论从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亦或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都难以找到东北亚各国安全战略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东北亚各国间的安全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安全困境并以美国为核心的地区国家安全体系。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安全体系结构和流动性安全要素的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安全战略的不同与其在国家安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对流动性安全要素的控制能力密切相关。这有助于进一步探寻东北亚国家间安全关系从双边困境到多边合作的路径。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奥运会为聚焦点的国际互动显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兴大国的中国同西方传统大国在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诸如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国国际战略和内外统筹的有机协调等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