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治安防控体系构建新范式的探索

耗散结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包括"器物防控、制度防控、价值防控"三个层面上的优势互补与功能耦合。将其置于治安防控与社会进步辨证关系的历史考察,当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最具意义的是以社会资本提高为框架的社会人际互动和心理沟通整合机制的实现。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治安承包制度研究——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治安保障为切入点

治安承包制度在我国发展已有十余年,具体表现为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当代城镇化发展的新背景下,如何将这项制度更好地适应城镇化发展的新特点,更好地规范化引导治安承包制度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项亟需解决的社会治安问题。本文通过一系列实证调研与研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具体分析了治安承包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发挥的治安保障作用以及最优的发展方式,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我国治安形势的发展需要。     

非传统治安论

非传统治安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形势下,伴随国际关系格局大调整和国内社会大变革过程而产生的社会治安新问题、新形态、新观念、新战略。非传统治安问题主要包括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毒品走私、网络攻击与计算机犯罪、地下经济与非法洗钱、经济金融危机与社会动乱、环境破坏、资源争夺与重大安全事故及群体性事件、人口膨胀与非法移民、流行疾病与社会稳定等问题。这些非传统治安问题具有暴力性和非暴力性交织、跨国性扩散和网络化传播、连锁性影响和迭加性威胁、潜在性积累和突然性爆发等特点。制定实施非传统治安战略应当树立科学的大治安观;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非传统治安与传统治安的关系;完善国内国际法制,为应对非传统治安问题提供法律依据;建立应对非传统治安问题的政府危机管理机制;以及加强应对非传统治安问题的国际合作,等等。     

基于治安主体多元化的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实现公安社会管理创新，这是公安机关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必然选择。应该基于个人、企业、社会、政府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治安主体多元化的理念，构建社会治安合作管理的新模式。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和国情上指出治安主体多元化是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其次，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就基于治安主体多元化的公安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治安承包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治安承包作为我国社会治安治理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对稳定我国的社会治安,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直面治安承包中所面临的问题,大胆提出解决办法,以期尽可能的发挥治安承包模式在稳定我国社会治安的强大作用。     

完善劳教制度法律监督机制刍议

劳动教养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它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对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仍存在诸多不足，这与法律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因此，健全与完善劳教制度法律监督机制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当前我国劳教制度法律监督机制的不足 （一）检察监督缺乏力度。人民检察院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狭义的法律监督即指检察监督，它是最重要的法律监督形式之一。劳教检察监督的依据主要是１９８７年７月高检发《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试行）…     

大治安精要

维稳——社会治安（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大智慧,务在持有大治安理念。大治安,外延含超公安管理、社会治安、安邦定国。认知与践行大治安,务要寻觅大治安之线索,掌控大治安之精要,具体则需先洞悉大治安之内容,继把握大治安之关键,再驾驭大治安之格局。大治安之内容是：大治安是大系统;大治安是大团圆;大治安是大智慧。大治安之关键是：以大目标寻求大系统;以大亲情寻求大团圆;以大学识寻求大智慧。大治安之格局是：官、民、匪组成的社会治安防控主体三角;帮、静、治组成的社会治安防控方法三角;后（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后）、中（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中）、前（社会治安问题发生之前）组成的社会治安防控客体三角。     

试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视野下的治安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治安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分析治安的定义可知,要通过分析治安秩序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来得到治安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为指导,认识到治安秩序与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和公民意识关系密切。通过分析治安秩序与它们的关系可知,治安与它们的关系为政治环境从根本上影响着治安;当前的经济环境在增强维护治安的物质力量的同时也给治安带来一定的威胁;法制环境的优化和公民意识均有利于治安的维护。     

公民参与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安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其法治化水平如何影响着公众对社会治安治理的评价。基于CGSS(2015)(即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探究公民参与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水平的影响机制发现,民众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水平感到满意。政府信息公开、公民参与多样性及参与的有效性对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评价均产生显著影响。文章认为未来提升社会治安治理法治化水平,需要从畅通治安治理信息公开渠道、完善网络参与法律制度和提升公众参与认同感入手。     

农村治安新动向及解决途径

转型期农村利益调整,致使暴力性侵财案件、报复性治安案件和群体性事件频发。村级组织软弱涣散,群防群治机制欠缺,执法后续监督不到位,农村公安工作基础薄弱,是影响农村治安的主要因素。创建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局面,有待于提高农民法制素质,调整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建立健全村、乡(镇)的组织功能,强化农村基层公安派出所的治安保障能力,同时还可以尝试开展治安承包,通过有偿方式和市场行为辅助解决农村治安防控问题。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分析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更新，即不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代之以社会治理，其本质是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治理。维稳应以社会宽容为前提，遵循法治原则，采取民众参与、协商的解决方式，实现以维护民众权利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治理政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应急法治新视野——以社会安全事件为视角

应急法治是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之一,应急法治调整对象的宽泛化要求运用类型化方法,由全民反恐入手,重点治理社会安全事件。"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屋建瓴、应运而生,蕴含着以民为本、良法善治和公私相济三大价值,成为引领我国应急法治建设的新航标。良法善治的安全观首先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着力塑造整体联动的应急治理机制,逐步完善行政应急法律体系,提高公安警察的执法水平;同时,以民为本、公私相济的安全观契合"政府与公民关系平等化"的法治追求,鼓励广泛的公众参与,提倡治安承包的再推广。     

论第三部门兴起下的公共政策

第三部门的兴起带来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变革。它使公共政策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新的调节工具,并使公 共政策具有了新地位和新作用。第三部门的兴起展示了社会治理环境对公共政策的创新要求。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     

公共政策的工程品格

公共政策具有工程活动的所有特征,政策活动是改造社会的工程活动。社会科学是公共政策的理论指导,公共政策是社会科学理论在实践中的综合应用。公共政策学应借鉴工程学的研究方法,实现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定义探析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和中国各级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已经成为时下中国社会热词之一。同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和努力建设的社会管理工程。然而,长期以来,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的内涵,人们却存在着相互差别很大的理解。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学术界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进行研究探讨时的交流,更为严重的是,必然影响到对有关政策文件精神的领会和贯彻,从而影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的建设效果。在总结、评述目前各种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的定义,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指在社会公众参与下,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协调行动,运用各种合法有效措施防治严重治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活动的一项社会管理系统工程。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Criminology: Traditions,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prison system, border controls, crime prevention programmes, anti‐terror measures and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have expanded within Europ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ome of the implications. It will be argued that we are witnessing a paradigmatic shift in the manner in which state‐sanctioned force is employ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criminal, to be dealt with by the justice system, and what creates a ‘perception of security’—formerly to be dealt with by social policy—is being eroded at both macro‐ (‘war on terror’) and micro‐ (‘public order’) levels. The rule of law is giving way to a security mentality, where force is employed on the basis of risk assessments. Social problems are re‐interpreted as security threats, and met with measures recreating the original threats. This gives the policy field a distinctive rationality of its own.     

理事会能够提升社会组织绩效? ——基于全国691家社会服务类组织的实证研究

【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是其有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针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存在中观与宏观割裂的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究竟如何,内部治理主体多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目标达成,又如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方法】论文使用稳健回归分析数据。数据来自于2019年实施的全国性社会服务类组织调查,该数据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涵盖56个规模不等的城市。【发现】(1)理事会治理能力与治理表现既能影响社会组织的财务指标,也显著影响其公共输出。(2)制度环境能够显著调节理事会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在支持性制度环境中,理事会治理能力、治理表现对组织财务指标和公共输出影响效应被强化。在消极制度环境下,组织自身的成长韧性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贡献】即使成长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仍然具备组织共性,核心治理主体能够显著影响组织绩效,尽管这种自主性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塑造。这质疑了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缺乏规范性、理事会形同虚设的研究结论,也为“依附式”自主这一概念提供了经验支持,增进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整体性理解。     

北京市社会治理效能评价研究:基于主客观的视角

本文综合运用客观评价方法和主观问卷调查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优点,构建了北京市社会治理效能评估的六个维度,即社会保障与就业、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公正、公共安全、公众满意度。主观评价数据通过实地调研有效问卷获得,客观评价数据通过统计年鉴和各类网站获得。通过主客观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实地调研,最终测算出北京市社会治理的整体水平以及北京市16个区县社会治理的排名情况,并从治理手段、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以及透明化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相关建议。     

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一种基于治理理论的场域界分考察

治理理论是当今世界上颇具代表性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架构和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也是认识刑事政策体系中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犯罪抗制场域界分时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看出,民间社会与官方(国家)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存在着专治与共治领域的治理分工。其中,专治领域是国家保有的专属犯罪抗制场域,共治领域则是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抗制犯罪的开放空间。同时,在共治领域中,官方(国家)与民间社会应形成协同支持、国家主导的伙伴关系。